崤函人物·埠外部分（21－30）
陈思震
陈思震，字东来，号一亭，江西省永丰县人。清乾隆甲子年秋任卢氏县令。卢氏县城东有沙河，源于铁岭山，每逢夏秋季节，洪水横溢，灾情严重。前任县令虽率众筑堤，但均因河窄水急，遇涨即决。陈县令亲登虢公台明察，见河滨有庙宇，士民如祀三官，庙院不拆，则河仍窄。陈县令意从庙院左侧扩宽筑堤，以减水势，而堤可不坏或少坏。有为神庙计者，认为神庙院地不可侵犯。陈劝说士民：“神本卫民，水涨则神庙亦不能自卫，怎能去卫民呢？”听罢，士民心悦诚服，终扩宽河道后少为水患。此外，陈思震还在龙山下虢台创办“龙山书院”.
（骆书强）
孙叔谦
孙叔谦，字吉丞，号六皆，山东荣城县人。清代同治十二年（1873）中举。光绪十五年（1889）秋任阌乡县令。阌乡县城北临黄河，沙岸崩塌，水浸衙署。过去每年修治，耗银数千两，迄无成效。孙叔谦察高岸皆沙土相间，非大修不可。奏请拨来漕项银十二万两，次年动工。先以荆条编篓，用木桩固于泥中，盛砖石于篓内，遇大浪复被冲毁。适逢甘涧峪骤雨起蛟，冲巨石于山下。孙即招来石工凿成条石，船运城北，用米汤汁拌和白石灰为泥，逐层缩收砌成梯状坝12道，堤根植柳，功业永固。被誉为治河名令。光绪十七年（1891) ，调任武陟，转光州，卒于任所。（焦兴华）
赵 倜
赵倜（1871～1933) ，字周人，原名金生，河南省汝南（今为平舆县玉皇庙乡）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1890年参加清朝毅军马玉昆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赵倜随毅军赴朝鲜参战。1898年，随马玉昆驻防山海关内外。1900年6月，参加大沽口和京、津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8月14日，赵随马玉昆护送慈禧太后及光绪帝仓惶逃往西安，因护驾有功，被提升为毅军左翼统领。1908年，又升为毅军全军翼长，调驻通州卫戌北京。辛亥革命爆发后，赵倜奉命率部镇压陕、豫、晋诸省的革命军，后又率部“围剿”白朗起义军。因“剿匪”有功，被授于宏威将军，不久又以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1916年7月，任河南督军，次年12月又兼河南省长，集豫军政大权于一身。1919年冬，赵被免去省长职，仍任督军。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与直系结为反皖同盟，保住了自己的督军地位。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赵倜因与奉系结盟反对直系，结果被直系打败，而后携眷逃往上海。5月10日，总统徐世昌下令“免去赵倜督军职务，听候查办”。不久，他潜往沈阳，被张作霖聘为奉系高级顾问，后曾任奉军督战专使。1928年6月随奉军从北京退往关外。1933年，因癌症死于北平。
1911年10月22日，陕西新军起义，光复西安，清廷命河南陆军一协攻占了潼关，企图西进，扑灭陕西革命。张钫被任为秦陇复汉军东路都督，从陕西率部东征，击退清军，收复了潼关，时河南革命人士也正组织筹划起义。清廷认为陕西、河南距离京师太近，必须对这两地的起义加以镇压，于是复命赵倜率毅军16营附大炮16门，到豫西增援清军。赵倜一度夺回潼关，后河南的绿林武装及革命同志纷纷加入张钫所部，秦陇复汉军又改称秦陇豫复汉军，张钫便率部继续东征，与赵倜所部大战于潼关、阌乡、灵宝、陕州一带，义军东进迫使赵倜败退到洛阳。清廷恨赵之失败，尽革其以前官职，仅留翼长现职，令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后赵倜又得到清军周符麟、王占元等部增援，旋即展开反攻，又尽夺失地，再占潼关。这时南北议和大局已定，袁世凯遂命赵倜与张钫停战议和。和谈成功，赵倜便率所部驻防于阌乡（今属灵宝）、灵宝、陕州一带。
赵倜率部驻防灵宝时，经人介绍，将少女王芳文纳为小妾，后芳文病逝，赵又将其妹芳瑞续纳为妾。二姐妹各为赵倜生养一子，即赵元龙，赵木寻龙。赵倜还在灵宝广置田产和房产，收租粮和租金，并巧取豪夺民脂民膏，灵宝人恨之入骨。1933年赵倜死后，其遗产先后被北平嵩云中学和灵宝县教育局用作发展教育之经费。1949年6月灵宝解放后，赵之遗产最终回到了人民手中。
赵倜先后在灵宝等地镇压辛亥革命义军、驻防、纳妾、置产，与灵宝有着不解之缘，因此他也对陕州地区祸害较深，留下了骂名。
（石 耘）
安特生
安特生（1874～1960) ，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古哺乳动物学家，1914年至1925年在中国所做的考察工作使其成为世界闻名的考古学家，被誉为“仰韶文化之父”、“中国考古学之父”.
安特生，全名约翰·古纳·安特生，1874年7月3日出生于瑞典的克尼斯塔，毕业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1901年取得地质学博士学位。早年数次参加极地探险，曾任万国地质学会秘书长。先后参加了南极和北极的考察活动，其中1901年至1903年担任瑞典南极考察团团长，主编和编写《世界铁矿资源》和《世界煤矿资源》两本调查集，成为其在地质学上的主要成果。
1914年，安特生时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兼任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所长。同年应中国政府邀请，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矿政顾问，开始了在中国长达10余年的调查和研究地质环境资源工作。安特生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从1914年开始，和中国地质研究所所长丁文江一起，找到了许多铁矿、煤矿和其他矿源。1916年6月，安特生在山西勘探铜矿时，偶然发现一批古新生代的生物化石，就和丁文江调整工作重心，将精力转移到对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上。
安特生的考古生涯就是从收集和研究古生物化石开始，足迹遍布中国华北、西北等地，其最主要成绩是仰韶文化的发现及研究。
1920年秋天，安特生派刘长山等人到河南采集古生物化石时，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向村民买到了许多石器，引起了安特生的注意。1921年4月，安特生亲自来仰韶村调查，通过仔细的考订认为仰韶村下有着一个大规模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存。调查后，向中国地质调查所提出申请，经中国政府同意，安特生于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在仰韶村进行了系统的勘测与发掘，发掘使用了中美中亚考察团从美国带来的毛铲、毛刷、铁镐、铁钩、皮尺、卷尺等当时最先进的考古发掘工具。采用开探沟的方法发掘了17个地点，按水平层位深度记录遗物。获得了一大批石器、骨器和陶器。安特生和他的中国同事们，在仰韶村的发掘，收获丰富，收集到了带土的实物十余箱，其中有许多石器、骨器和陶器。陶器中多是粗陶，也有一种素陶，内外都磨得很光滑，外部纹饰十分精美，上有人、兽形的盖纽。安特生根据自己的发掘及研究于1923年发表了《中国远古之文化》一书，书中首次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并对仰韶文化的性质做了初步的阐述。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史前史上的一个空白，是中国也是亚洲第一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使得西方所宣称的中国没有史前文化一说不攻自破。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不仅发现仰韶文化，而且揭开中国田野考古工作和史前文化研究的序幕。
在发掘有显著彩陶特征的仰韶文化的同时，还在渑池县发现了一大批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不召寨遗址、杨河村遗址和西庄村遗址等一批以黑陶为显著特征和仰韶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遗址，被称为黑陶文化。1928年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发现这种类型文化后，这种黑陶文化后来被命名为龙山文化。
安特生及其助手和学生不断的在中国华北、西北等地进行考察。他依据仰韶文化彩陶的某些图案与西方安诺新石器文化彩陶风格部分相似，断言仰韶文化从西方传来，首先开化于新疆，然后东移于中原地区。由于安氏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拓性贡献，其假说流行一时。随着考古学发展，安特生后来对其“西来说”已有所纠正。安特生严谨的治学作风深深影响后世，其系统科学的勘测研究方法培养出了第一批中国考古学者，考古学在中国诞生并不断发展。
安特生在发掘仰韶文化之前，和丁文江有过一个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在中国发现的古文物，一半属于中国政府，一半可带回瑞典。这是在中国政府混乱情况下丁文江的妥协办法。1925年2月2日，丁文江、翁文灏征求中国政府同意后，代表中国地质调查所复信给瑞典中国委员会，同意安特生收藏的办法，但要求有关研究资料只能发表在中国地质调查所出版系列中。经过中国政府同意和批准，安特生把许多珍贵的文物，尤其是一些精美的史前彩陶，运到了瑞典。同时，安特生在1927年至1936年，分7批把部分文物归还了中国。此后，由于日本侵入中国，这些文物最终却不翼而飞。
1926年初安特生回到瑞典，受到隆重迎接。回国后，安特生不再从事地质学研究，在瑞典政府支持下，以安特生考古和研究成果，建立了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安特生自任博物馆馆长。当年10月，安特生又陪同瑞典王子古斯塔夫来华访问，并到山西等地进行过短期考古调查。1937年春，安特生再度来华，由中国地质学家祁天民陪同调查四川等地的冰川，然后又去越南北部作考古调查。
1938年安特生辞去馆长职务，由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继任。安特生退休后，继续从事相关科学研究，根据中国考古文物，完成了数项有关中国的考古著作，主要有《黄土的儿女》 (1934) 、《河南史前遗址》 (1947) 、《中国史前史研究》 (1943）等。此后，瑞典远东博物馆又增加了许多瓷器等中国文物。该博物馆长期以来与中国在考古学研究等领域友好合作，并大力宣传中华文明，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成功范例。由于安特生在中瑞友好方面的重要建树，20世纪50年代，瑞典成为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国家。1960年10月29日，安特生因病去世。
（杜建成）
刘纯仁
刘纯仁（1881～1912) ，字粹轩，以字行。河南省新蔡县古吕镇（即今城关）西街人，1881年3月14日出生于一个先代多名人的家庭。刘粹轩7岁入私塾，聪明好学，胸怀大志。18岁中秀才时曾言：“当学范（仲淹）秀才，先忧后乐，以天下为己任”. 1899年，他曾联合当地进步绅众，告倒贪财害民的新蔡知县徐仁麟，因之声名大振。
1902年，刘粹轩赶开封参加乡试，名列前茅。但他并不热心功名，而是乘乡试之机，广结同志，致力于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故中举后即弃举业，在家设馆授徒，研究中外历史，大量地接触和吸收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刘大力宣传和提倡新学，主张以教育开启民智。他将新蔡大吕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并提倡改良各私塾教授方法，还创办“新蔡放足会”，以此促进民风转变。
1906年，刘粹轩任开封优级师范和高等学堂学监，并发起成立了河南学会，决心改革河南教育。不久，河南同盟会组建，他首先加入，并被推选为同盟会河南支部长，继而与刘镇华创办“开封中州公学”，作为同盟会的活动机关，在全省发展同盟会组织。次年，刘聚众在新蔡劫出被捕的同盟会会员阎子固，遂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此后，他化名先后到洛阳、卫辉等地活动，继续策动革命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刘立即回到开封，与刘镇华等20余人，秘密召集会议，议定起义事宜。刘粹轩认为，开封地势平坦，清军驻有重兵，举义不易成功，应分道起义，西联秦军据嵩洛，东以淮上为基地恢复汝陈，北炸黄河桥阻止清军增援，南据武胜关与威武军会师，各路义军齐向省城进攻，则汴、郑之敌不战自溃，此议得到大家赞同。最后大家分头行动，刘被推定为政学界联络员，并负责西路的联络工作。他与杨勉斋等赴洛阳，一面运动驻洛清军，一面联络同志，还亲赴深山，联络绿林武装王天纵等部会攻洛阳。因事不密，清军早有准备，攻洛阳计划失败。刘遂离洛阳，西走潼关。此时，陕西起义已经成功，张钫正率秦陇复汉军东征。刘粹轩等及豫西绿林武装便加入张钫所部，一起组成秦陇豫复汉东征军，张任总司令，刘粹轩任总参议。由于河南力量的加入，东征军士气大长，奋勇东进，很快克复灵宝和陕州。此时，南北正在议和，清军头领周符麟、赵倜也函请议和，并邀张钫亲赴甘壕（今石壕）会商。这时，张钫部下，疑信参半，主张不一。刘粹轩审时度势，主张前去赴约，他说：“今日之事，安危难知，伯英（张钫字伯英）为主帅，不可往，我请代之。" 1912年1月14日，刘遂带随从数人前往，行至张茅时与周符麟、赵倜相遇。周、赵待刘不仅不以和谈代表礼遇，反以匪斥之。刘粹轩大义凛然，当面怒斥道：“革命军志在救国救民，此次来谈，系接你们函邀而来，为何不讲信义，蛮横无理？”这时，刘随从们也一起斥责周、赵不讲信义。敌人理屈词穷，竟致残无人性，先是把刘等人逮捕，而后把刘绑在马后，将刘拖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残忍的敌人最后竟将刘及随从一并杀害。后经陕西督军张凤岁羽与张钫联电南北议和代表，请彻查此案，惩办周、赵两逆。终因议和告成，此案搁置，对周、赵二人凶杀代表，竟不了了之，闻者无不愤慨。
辛亥革命后，为纪念谈判时死难的刘粹轩诸烈士，张钫、刘镇华等募集款项，于1922年在陕县张茅镇东烈士殒命之所建造祠堂，树碑纪念。以昭示烈士赴难就义的事迹和风范，将万世永垂。
（石 耘）
冯玉祥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安徽巢县人,早年从军,先后任北洋陆军管带、营长、团长，第16混成旅旅长，第11师师长,陕西、河南督军及陆军检阅使等职，曾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中央政府，囚禁总统曹琨，驱逐清帝出宫。后率所部脱离直系军阀，改组为国民军,赴苏联考察,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举行五原誓师，1927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后曾举兵反对蒋介石，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后，赞成抗日。1933年与中共合作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抗击日本侵略。抗战胜利后，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反对蒋介石卖国独裁政策。1948年9月应中共邀请从美国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途中因轮船失火遇难。
冯玉祥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爱国将军，陕州也留下了他的足迹。1914年春,冯玉祥率部从渑池下火车（时火车只通到渑池东七里村），徒步西行。过观音堂，进入硖石、张茅，尽是不见人迹的山间古道，崇山峻岭。在这样险要、艰难的山沟里行军，由于冯玉祥身先士卒，部队始终井然有序。经长途行军，到陕州城外。冯玉祥号令三军：搭帐篷一律不准占用百姓田亩，可就近在河岸山坡上搭帐篷宿营，并亲带各营营长察看地点。
帐篷搭好后，冯玉祥发现第三营却把帐篷搭在涧河的浅滩上。他当即唤来第三营营长孙振海问道：“为什么把帐篷搭在河滩上？”孙振海答：“两岸都是百姓的麦田，附近也没有平坦干燥的地方，我们只能把帐篷搭在这里。”冯玉详以命令的口气说：“赶快拔营，河滩绝不能扎营！”孙振海是个脾气倔强的军人，听到冯玉祥让他把刚刚搭好的营房拔掉，马上撤离，便立即沉下脸来，不高兴地说：“已经搭好了，怎么又要拔营？”冯玉祥口气更加坚决地命令道：“非拔不可，河滩不能扎营！”孙振海营长带着满脸不高兴回到营房，见经过长途行军的部下，有的蹲在地上喝水；有的正在解裹腿，准备休息。此情此景，孙振海六神无主了！正在这时，冯玉祥又逼令三营：“立刻拔营，立刻挪到西南山坡上，与一、二营同住在一起。”孙营长只得奉命照办，但心里却装满了气。
事有凑巧。就在这天夜里，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山洪暴发。涧河水霎时陡涨，汹涌奔腾，猛不可挡。天明一看，夜里三营搭帐篷的地方已为洪水淹没。冯玉祥也没有料到山洪会如此生动地替自己进行现身说教。在惊心骇目之下，立即集合全体官兵到河岸看水。这时，三营营长孙振海第一个跑来，向冯玉祥边鞠躬边说：“旅长，你真有眼光，我真服了……"
在观看洪水之时，涧河两岸陕州城内和南关有急事的百姓急着渡河，有的竟跳下水去，涉向对岸。当快到河心时，多被浊浪打翻，有的在水中挣扎着，有些已经淹死，被洪水吞没。站在岸边的冯玉祥立即对全体官兵大声说：“会水者快下河救人，捞一个人，赏洋30元。”话音未落，有不少士兵接连跳下河去。此时，河边的水也有几尺深，下河救人的士兵在水里七上八下浮沉着，有个水性较好的士兵奋勇抢救，不大一会就捞出几个人。冯玉祥即令文书拟稿，通令嘉奖。陕州落水百姓提及冯玉祥爱民救命之恩，感激万分。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举行“五原誓师”，随即参加北伐。1927年春出潼关东进。车到陕州，停留时间较长，冯玉祥便走下火车，到车站外边向群众作了简短的讲话。所讲内容，主要是宣传北伐胜利进军的意义和国民军的宗旨。强调国民军东进是为了打倒军阀，实现国民革命，为民众利益而战，为中国独立自由而战，师出以律，决不骚扰百姓。务希农工商学各界同胞共同参加北伐，支持北伐。当时，群众对他的讲演真正理解的并不多，而众口称赞的，是他对待百姓的亲热态度和与他的职位极不相称的那身旧军服。
冯玉祥是有名的“爱民将军”，他经常教育官兵时刻不忘人民。后来他的部队驻在陕州，冯玉祥严令各军将领“须以‘保民、爱民、为民’六字，日日唤醒官兵，务使一兵一夫都能十分明白,然后出兵行师,才不致扰害百姓。”他还把自己的爱民思想经常灌输、渗透给每个官兵，专门编了一首吃饭歌，歌词是：“战士也是人民供给，我们应当为民努力！”在陕州期间，每顿饭都是先唱歌，后开饭。冯玉祥还常常以通俗易懂的对话形式，向部队进行爱民教育，与官兵作如下问答： "（一）问：我们的父母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二）问：我们的兄弟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三）问：我们的朋友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四）问：我们的亲戚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五）问：我们的邻居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六）问：我们不干这个（指当兵）了，回家去作什么人？答：做老百姓。”问答到此，冯玉祥即讲话说：“好兄弟们，从这里看起来，我们爱百姓，就是爱我们的父母，就是爱我们的兄弟，就是爱我们的朋友，就是爱我们的亲戚，就是爱我们的邻居，也就是爱我们自己”。同时，他还把国民军的宗旨刻石立碑于陕州城南门外和观音堂公路旁的交通要道，广为宣传。
冯玉祥是这样写的，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出关东进时，冯玉祥专门发了“协助各地农工团体”的电报，令官兵协助成立地方农工团体。陕县的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就是在国民军的支持下建立的。
国民军进抵陕州，驻在南关华通公司的谷良友部为房东担水、扫院，离开时将所借家具一一清点送还，把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
冯部夜过陕县菜园镇，不入民宅，不惊动百姓。晚上在河滩边搭帐蓬宿营，天不明即启程上路，第二天人们才知道是冯总司令的军队向东开去。
冯玉祥部队经过张茅、硖石，人烟稀少，供给困难。有的部队用群众的麦秸喂了战马，有的吃了地里长着的青菜，都在麦秸垛根或菜地里放上银元或铜元，作为草费、菜费付给群众。
冯玉祥部队在陕州期间，还奉令严惩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先后逮捕镇压了陕州兵站总监刘某和陕州车站站长陈照泽。部队到李村，枪决了号称“县东一只虎”的大土豪魏国藩。在硖石又包围地方土霸张瑞的山寨，俘其家丁百人，缴枪械百支，将张瑞捕办入狱。为社会铲除了邪恶，为民众伸张了正义。
（刘全生）
张 钫
张钫（1886～1966) ，字伯英，号友石，新安县铁门镇人。张钫少时，喜马尚武，对各种兵器颇有兴趣。1907年，他以优异成绩被选送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学习。次年，在校加入同盟会，立志反清。1909年毕业后被分派到陕西新军之中，先是实习，第二年正式任职陕西新军，担任炮营右队排长。从此他便在新军中组织同盟会，秘密发展会员，待机反清起义。1911年10月22日，张钫与张凤翙、张云山等领导陕西同盟会发动起义，响应武昌革命，光复了西安，旋即张钫受命率军东征。民国成立后，张钫任陕西陆军第二师师长，后一度移师川东地区。1914年至1937年先后任陕南镇守使、将军府将军、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兼省赈济委员会主席、河南省代主席、河南省民政厅厅长兼第20路军总指挥及第76师师长等。抗战期间，曾任第十二军团长、第一战区抗日预备军总司令，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等。1949年9月，在重庆就任鄂豫陕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不久，张钫串联国民党第20兵团第2军、第15军在成都近郊通电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应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迁居北京，曾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和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晚年，他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撰写了30多万字的回忆资料。1966年5月病逝北京，并葬于北京八宝山公墓。1986年6月，由其子女将其骨灰迁葬故里铁门“千唐志斋”故园。
陕西辛亥起义成功后，清廷又派兵从豫西压向陕西，企图扑灭陕西革命。在此情况下，张钫遂受命组成秦陇复汉军东征，出任东征军大都督，率部向潼关及豫西进兵。1911年11月中旬，东征军攻克潼关，清军退守灵宝待援。为进一步扩大东征战果，助豫省独立，为鄂军声援，张钫率部进攻豫境，11月25日，攻克阌乡县，接着又攻占函谷关等地，后清军援兵赶到，赵倜率毅军16营增援，致使东征义军退守潼关，后河南民军加入“秦陇复汉军”，改为秦陇豫复汉东征军。张钫又组织第二次东征，一路攻克阌乡、灵宝、陕州、渑池，清军直退到洛阳才稳住阵脚。此时已至1912年1月中旬，东征军在豫西地区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时，南北双方议和停战已一个多月，袁世凯认为，江南独立各省距北京较远，河南、陕西等省则距京较近，因此袁视之为肘腋之患，稍有不慎，北方局势将会有大变，于是下决心必须铲除豫、陕两省革命武装特别是东征军这支义军武装。袁遂调集重兵，委赵倜为前敌总司令，向东征义军反攻。由于敌军在兵力和武器上均占优势，最后，东征义军先前攻克的城池又一一丧失，清军又占领潼关，直到此时，清军方同意与义军议和。1912年2月中旬，和议达成，东征战事结束。之后数十年，张钫曾多次奔走于豫西特别是今三门峡所辖之地，1921年至1923年他还曾筹资创设观音堂民生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开办观音堂煤矿，开了在豫西开矿采煤的先河。
（石 耘）
凌云门
凌云门(1888～1958)，又名凌涛，河南省固始县人，著名的矿业专家，高级工程师。
凌云门四岁丧父，靠同祖抚养成人。1906年入开封正谊中学，后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河南第一批留美学生团。次年飘洋过海，入美国米其干省矿务学院、孟坦那省矿务学院深造。1917年毕业后，在美国采铜业供职，一年后受聘赴缅甸担任腊戍铝银矿公司、仰光林树勋公司工程师。
在国外工作期间，他常常自责，深感自己是中华民族第一批赴美留学的炎黄子孙，肩负着振兴祖国采矿工业的重任。于是，毅然回归祖国，为中原繁荣献力。1921年入焦作福中矿务大学执教，兼任教务主任。其后九年，先后做过黑龙江大里河逢源金厂查勘员，河南省水利专科学校校长，河南省建设厅厅长。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百姓惨遭水灾之难，他愤然辞去厅长职务，隐居修身。
1933年，他受张钫之邀，接任民生煤矿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师，身负重振民生公司之重任，颇具开拓雄风。是年8月，他发现五号大井井位低陷，受西边小河威胁，当面嘱咐工程主任张仰之，凡向东西的窝头(掘进头)，到小河边立即停止，防止水害。不料一个停采两个月的窝头，所留煤隔突然破裂，地下水涌出，仅十分钟就淹了全井。凌云门当机立断，采取有力措施，日夜排水，仅用了21天便将水排干，救活了被堵在矿井下的18名矿工，传为奇闻。
1937年后，凌云门辗转西南边陲，先后出任西康金矿局、重庆中国实业公司、成都川康铜业管理处、重庆金矿局和陕西麟游煤矿总工程师。在湖南漠滨金矿工作时，曾向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门建议以机械替代人工，可扭转多年亏损局面。但经济部不予支持，他九次提出辞呈，才获准离去。
1945年，日军投降后，民生煤矿因受战争创伤，很难恢复。因此，张钫再邀凌云门出任民生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师。二次到任后，他廉洁奉公，力挽残局，使矿山很快恢复了元气，在矿工中颇具威望。
全国解放后，河南工业百废待兴。1950年，受河南省政府的委派，他第三次到观音堂。当时矿山受战争破坏，元气大伤。面对重重困难，他以卓越的才能，接通了与陇海线相连接的专用岔道，排干了五号大井的多年积水，迅速修建了三号井和四号井，各项工程均在一年后完成，使观音堂煤矿以崭新的面貌，优质的焦煤，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建设事业。
因工作成效卓著，1951年8月，凌云门任河南省煤炭管理局总工程师。尽管他已60多岁，但仍壮心不已，不顾虚弱多病，坚持每天坐三轮车到机关上班，有效地指导了河南各地煤矿业的恢复和建设，为中原的煤炭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才智。
凌云门热爱祖国，热爱采矿事业；他为人正直，廉洁奉公，半生辛劳，刻苦创业；他爱惜人才，热心传授于后人。河南有名望的采矿专家，不少是他的学生。但他不骄不躁，兢兢业业，置身于煤炭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之中，为人民贡献着光和热。
嘉谋一生，虽建树颇多，但他意犹未足，年近七旬还勉励自己，“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他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刘大顺）
李家钰
李家钰（1892～1944) ，字其相，四川省蒲江县大兴乡人，1915年在四川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毕业，进入川军第四师服役。1924年，任四川陆军第一师师长。1927年，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1935年10月，任陆军整编104师师长兼四川第一绥靖区司令官。1936年2月，任47军军长。1937年12月，率军抵达晋东南抗日前线。1938年3月至5月，奉命率47军在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配合下，连续猛攻并收复了被日寇侵占的晋南平陆、芮城、安邑等县城。1939年冬，升任36集团军总司令，统辖14、17、47等3个军7个师兵力。1944年5月21日在河南陕县张汴乡南寺院旗杆岭①误入日军埋伏，身中数弹牺牲。李家钰抗日殉国后，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准入祀忠烈祠，并颁布对他的褒扬令。1984年5月2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追认李家钰为“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时任川军47军军长的李家钰出自民族义愤，通电请缨杀敌。9月，经国民政府批准出川抗战。行前，李家钰曾赋诗一首：“男儿持剑出乡关，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诗言志，李家钰誓死抗日的决心，天日可见。
李家钰率部长途跋涉3个多月，行程4000余里，于当年12月抵达晋东南抗日前线。1938年国共合作抗日，李家钰在朱德、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和八路军的配合下，在晋南战场多次同日军激战，毙伤日寇2000余人，战绩卓著。
1940年春至1944年春，已升任第36集团总司令的李家钰奉调陕州地区，担负新安、渑池、陕县、灵宝一线黄河防务。1944年4月，日军发动河南战役（亦称中原会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率先撤退，致使国民党军队形成轰动全国的“豫西大溃退”，创下了“日失一城”的可耻记录。
看到对日战争的失利，李家钰忧心忡忡。他想的是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生存。在积极备战的同时，写下了“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疆场是善终”的誓词，赠予部下，以表达为抗日而报效祖国的决心。接着，在47军师团干部会议上讲话，动情地说：“我们吃了豫西老百姓4年饭，现在不能见了日本人就跑。否则，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日本兵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来了，我们就同他们打。别的部队怕跑到后面挨打，我不怕，我愿殿后。"
5月11日，李家钰面对疯狂进攻的日军，命令所部以一部守备河防，以主力104师在渑池云梦山抢占有利地形，阻击敌人。在部署云梦山阻击战的战前动员会上激愤地说：“我们四十七军出川抗战是自己请缨杀敌的，现在大敌当前，正是我们保卫国家的时候，正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我们应当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在与日军争夺云梦山高地时，李家钰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前线指挥，与全军将士生死与共，患难相济。李家钰的言行，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官兵的士气，成功地阻击了日军的进攻，为友军的后撤赢得了时间。
5月12日以后，情况更为紧急。李家钰的第36集团军处于人困马乏、孤军奋战的境地。连日，空中有敌机扫射，地面有敌人炮火轰击，战事十分激烈。李家钰所部边战边撤，至17日，进入陕县李村岳庄一带。当时，国民党新八军军长胡伯翰遭到从白浪渡河的日军袭击，部队溃乱，胡只身逃脱。李家钰闻讯，即派104师占领阵地，抵制日军进攻，保障友军安全。此时，日军炮兵又向47军阵地炮击，李家钰于炮火中亲带军师长侦察地形，指示阵地位置，炮火中屹然不动，其沉着勇敢的大无畏精神，令目睹官兵惊叹不已。17日晚，李家钰在陕（县）、渑（池）边界的翟延村与西撤的国民党军将领刘戡、张际鹏、胡伯翰、谢辅三、李宗豫相遇，当即举行临时会晤，商讨在长官去向不明、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如何统一行动，统一指挥，将领们一致推举李家钰为指挥官。李家钰认为，西撤部队人马相挤，争先恐后抢路走不是办法，若遇日军袭击，将损失惨重。当场慨然表示：“如果明天仍继续西进，窃愿殿后，以免挤在一起，彼此都不好办。”其后，划出两条行军道路。由于人数众多，行动不便，李家钰遂决定走这两条道路之间的路，以掩护各部向西转移。
从5月18日起，各路大军分道西行，李家钰的部队就担负起了掩护友军撤退的任务。在此后的2天里，接获的情报显示，日军越追越近了。5月20日，李家钰率部从雁翎关出发，宿营于陕县张村乡东窑院村。据友军情报，日军千余人已由陕县太阳渡渡河，正追击高树勋部，已进犯到距东窑院村仅10余里处。李家钰判断：日军来得不会这么快，同时鉴于友军正纷纷向西转移，掩护任务急需进行到底，即决定按原计划行军。
5月21日，李家钰率总部人员在友军各部相继撤退之后，于上午10时从东窑院出发，按原计划向西直行至南寺院。途中突遭敌人炮击，临时改变了行军路线（改走赵家坡头--西坡--双庙堂至南寺院）。由于对敌情疏于侦察，情况不明，李家钰率部到达张家河谷底，埋伏在安家山上的日军已居高临下，对其形成包围。李家钰及部队人员在河谷底找来当地向导询问路况，不顾疲劳，即开始攀登南寺院村前的山坡--旗杆岭（亦称庙岭）。中午时分，当缺乏战斗力的总部人员及家属刚登上旗杆岭（另说为秦家坡，南寺院并无秦家坡），早有准备的日军以猛烈的炮火和密集的枪弹射来，随之是日军猛烈的冲杀和分割，李家钰率部与敌战斗时壮烈殉国。同时把鲜血洒在陕县土地上的抗日将士还有200余人。跟在总部后边的47军104师闻讯赶来，在南寺院与日军激战，将李家钰的遗体抢回，运回四川。
6月上旬，成都各界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和追悼会，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称：其相“贤人君人，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中央国民政府称其“器识英毅，优娴韬略”, “中原抗战，急赴前锋，喋血兼旬，以身殉国”。对李家钰做了盖棺论定的中肯评价，遂将李家钰遗体安葬于成都城南红牌楼。并在四川蒲江为李家钰塑建雕像，永褒忠魂。
（刘全生）
欧阳珍
欧阳珍（1892～1950) ，别号紫亭，祖籍江西都昌，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步科。1931年奉派赴日本见学宪警。1933年8月，任河南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少将保安司令，兼任陕县县长。
欧阳珍任职期间，下令焚烧烟毒、烟具，直接处理烟毒案667件，处死刑42人。修筑旧洛潼公路和县乡公路，兴建涧河桥和体育场；在陕州城架设电线，安装电话分机，创设无线电台；开展民众识字运动，推行初等教育，创办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及初级织染学校，编修《陕县志》；创立专区农场，举办农产品展览会，成立农业技术推广所；提倡集体婚礼，严禁早婚，查禁缠足。
1935年，刘志丹率领部分红军入晋，欧阳珍在黄河沿岸各渡口调集武装，先后捕杀5名红军侦察员。同年，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驻扎川陕边区，欧阳珍下令于阌乡、灵宝、卢氏修碉堡群，对抗红军。1936年，陕县农民为求生存，卫作舟、杨国栋等率众抗拒国民党地方政府，欧阳珍派自卫队前去围剿，杀害卫作舟等。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欧阳珍虽也组织一些抗日宣传活动，教育巡回讲演团，振奋民气，但对共产党的抗日活动却横加限制。1938年，日本占领黄河北岸，十一区成为前线。欧阳珍令全区征购军粮及日用品支援前线，征发兵员8万余人赴前线作战，后奉调新职。1946年，欧阳珍任豫皖绥靖主任公署中将高参，亲自签署命令，枪杀中共湖北省党组织一名高级干部。全国解放后，欧阳珍在江西都昌被人民政府镇压。
（杜丙铎 刘安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