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北京，有我最深的迷茫。

  我辞去了教师的工作，带着想当导演的梦想，孤身来到传说中的首都。那一年，我27岁，理应娶妻生子，拥有一份稳定的生活，我却一转身，告别了那样的安稳。27岁的我，害怕过那种被复印一般的日子。

  与所有的北漂一样，我住在地下室，不出3个月便身无分文，只能靠打些零工来维持生计。但每天我都会去北京电影学院做旁听生，然后和一群同我一样有着导演梦的哥们儿一起喝着劣质的白酒，把未来吹得天花乱坠，一醉醒来，却要继续面对骨感得硌人的现实。落魄人与失意人在一起有一种功能，那就是彼此抱团安慰，以理想的名义相互无声地鼓励；同时，也有另外一种功能，就是让人清醒地绝望。我曾经以为自己满怀天赋，但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着实普通。

  母亲病危的电报发至我北京的一个老乡那里时，我没有还乡。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的兜里只有两块钱，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此回去，只能让母亲更加闭不上眼睛。那天，我拿着那封电报，一个人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南。我在地下通道里饥肠辘辘地听到了那首歌：“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我被这首歌击中了。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实在走不动了。我一屁股坐在那里，听那个长发的流浪歌手弹着他那把破吉他投入地唱着。神奇的是，只听了一遍我便可以将这首歌唱下来，似乎我走了一天就是为了和它相遇。我将兜里仅有的两块钱放在那个歌手的吉他袋子里，对他说：“哥们儿，我能跟你一起唱一下刚才的那首歌吗？”他说：“没问题。它叫《水手》，是一个叫郑智化的人唱的。”于是，我俩在夜间9点的地下通道里，将这首歌唱了一遍又一遍，仿佛我们是它的原唱一般。在那一刻，离家后的所有滋味都从我的胸腔里迸发出来，我泪流满面，嗓音沙哑。很多人围观，很多人解囊，还有很多人跟着我们一起唱……

  那天之后，我找到了一份距离导演很近的工作：做群众演员。不管怎样，有一天回到家乡，我可以跟别人说电影和电视是怎么拍出来的。有一次，导演让我帮忙去取一套演出服，时间紧迫，他问我会不会骑摩托车，我说会，然后飞一般地去了，又飞一般地回来了，这让导演非常吃惊。于是，在一次拍飞摩托车的戏时，导演给了我一个做替身的机会，他说：“一旦这次成功，你就可以成为替身演员了，这比做群众演员要有前途得多。”但是，我在那次替身生涯中失去了自己的前途——摔得头破血流。医生说：“你若不是年轻，肯定会丧命。”影视公司只付了医疗费便不再管我了，而年轻、骄傲的我认为，跟人谈钱谈赔偿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更何况是我自己为了所谓的前途而选择铤而走险的。

  出院后，我又在北京待了两个月，很潦倒，也很绝望。自己也知道，留下来只是无谓的坚持，因为已经没有了方向。没有人可以倾诉，大家都饱经风霜。我打了半个月的工，然后用那些钱买了一把二手吉他，站在地下通道里唱了一个半月，只唱一首歌——《水手》。我用那些卖艺得来的钱，换了一张回乡的火车票。

  来时，一个人；走时，也一个人。

  我回到了原来的学校，继续做一名美术教师，结婚、生子。对学生五花八门的理想有时会在心里面笑一下、赞赏一下，或者小小地感伤一下……我的那段被当做“浪子回头”之前的荒唐经历，渐渐被很多人遗忘。就连我自己也时时恍惚，我是否真的曾经豪情万丈地出发，然后行囊空空地归来？

  直到我的一个学生离家出走去了北京。走之前，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老师，等着我一夜成名吧！”

  看着那条短信，那逝去的岁月与记忆又回来了。我仿佛看到了27岁时的自己，出发时和他一样的表情——青春、不羁，理想犹存。那天，我一个人在歌厅唱了那首经典的老歌《水手》，唱给我远行的学生，也唱给我逝去的青春。我想对那些想要远行的年轻人说：“不管离去还是归来，能够在青春里潇洒走一回，都是好样的！”

  在熟悉的歌声里，我与当年的自己相遇并和解——我怀念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过了那段岁月，我才有了现在的沉稳与安宁，我才可以在年老时对自己说：“这一生，我无悔。”

  （三秋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