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到8月，正是沈从文被人认为“精神失常”的一段岁月。他在妻子张兆和的信上胡乱圈点，内容大致为：我的痛苦这个世界上没人知晓，生活已经失去意义。

  那时他因郭沫若的一句“反动文人”的定论而否定自我，只觉自己的写作时代已经过去。精神压力巨大的他应梁思成与林徽因之邀住在他们清华园的家里，以疗养身心。许多真挚的朋友盼望他早日康复，他反复自语：“没人知道，其实我根本没有病。”他也感觉到，有些人其实是在等着看笑话。

  在呓语里，他说：“翠翠，你在一点零四的房间里酣睡，还在想着我吗？我死了也想着我吗？”原来，那个小说中“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的人，也是沈从文自己啊。原来，他一直未能忘怀少年的情怀——他在自传里，写下了一段孽缘：一个白脸女孩和弟弟，趁着他的爱情正燃烧时，骗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令他不得不离开家乡。而他将未曾在自传中落笔的美好感情，嵌入了小说《边城》中。朴素洁白的期望，欲语还休的心动，用生命表达的纯粹，闪烁在字里行间。

  在痛苦无法排遣的许多年后，他还挂念着她。而三三（张兆和的昵称）也排在翠翠的后面。他对张兆和的爱恋有许多无法言说的情愫，其中有许多映照着对翠翠的憧憬：美丽、忠诚、纯真、皮肤微黑，而张兆和还多了翠翠所没有的大家闺秀的才气。沈、张二人的恋爱，未必相互完全懂得，却可恒久。因为他对自己的懂，因为她的纯粹高洁。

  幸好，他有她。那个虽然不太懂得他却一直用自己温暖坚定的爱心去支持和抚慰他的妻子。后来他曾在家自杀，也幸亏担心着他的她匆匆从干校返回，及时发现而救了他一命。

  从此以后，沈从文开始了另一条命。他的痛苦低到尘埃里，开出花来。他丢掉了那支光彩夺目的文学之笔，开始托生为文物研究专家沈从文。我仔细读过其填补国内空白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与其他关于“瓶瓶罐罐”的文章，功力胜于如今的文物专家不知多少倍。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沈从文，不论什么文物入了他的眼，所有的来龙去脉都清晰起来。许多人都震惊于他的记忆力以及渊博深厚的古文及文物功底。他只是微微一笑，甚至对于“故宫解说员”的工作，也做得十分尽心尽责。在文物面前，讷于言的他，随时可以口若悬河。

  他埋葬了文学世界里的沈从文，成就了文物专家沈从文。无法言说、无处排解的痛苦，开成了一朵朵奇葩。看到那些一丝不苟的文字，与之前的文学之笔截然不同，但也同样圆润、朴素、悠远，印着他个人的标记。只是，依然会让人有流泪的冲动。有些人的一些转身，即便与世无争，即便毫无声响，即便当事人一直微笑，也让旁人难以释怀。

  一个死过一次的人，还畏惧什么，还有什么不可失去的呢？还有哪种痛苦，无法化成春泥？故而，在一次批斗中，他与老舍等作家被逼跪成一圈，中间是熊熊燃烧着的他们的作品。在灼人的热浪与辱骂、鞭打面前，沈从文安之若素。事后拍拍灰回家，依然进行自己的文物研究。老舍在此事后，却不能从身心深重的痛苦与屈辱中解脱，当天自沉湖底。

  在北京一个小巷的一间斗室，沈从文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交给了文物研究。他美丽忠诚的妻子，每天给他送饭。有时，饭菜都凉了，他还在不辞劳苦地涂抹写画。张兆和只能倚门无奈地一笑，不能理解这个人为了什么要如此自苦。她只能安慰自己，毕竟他已经“正常”了。

  这个世间只有一个沈从文，天分过人，外表温和，内心倔强。当年郁达夫好心劝慰这个在小旅馆流着鼻血写文章、几近饿死的文学青年放弃文学之路时，年轻的沈从文带着湖南人的“一根筋”和走投无路的无奈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当郭沫若代表一种新环境全盘否定他的时候，他差点放弃了生命，但重新站起来时，更加骄傲——谁都知道，郭沫若对于文物有着相当的造诣。后来，时为社科院领导者的郭沫若也不得不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并撰写了序言。

  一个人面对挫折和痛苦的态度，决定了他的人生和成就。

  张兆和在沈从文逝后，轻声说道：“斯人可贵。”她的妹妹张充和补充：“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摘自《读者》2013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