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是中国南方一座著名的小城。地以人名，凤凰之所以为世人所知，起初全因为这里出了个沈从文。自20世纪80年代起，来凤凰的中外文学研究者、爱好者便络绎不绝。近年来，随着南方长城遗迹在凤凰境内被发现与确认，凤凰便被国务院批准为历史文化名城。几乎一夜之间，凤凰便飙升为旅游热门之地。

  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绵长190公里的南方长城，当时称作“边墙”。在明代，包括北方长城皆被称为“边墙”。南方长城的形制、走向以及相关的碉楼、炮台、炮楼、哨卡的样式与配置，在《凤凰厅志》与《苗防备览》中均有详尽的叙述并配有图示。在当时，南方长城是专门用来防范苗民叛乱的。

  一部湘西的历史，是一部土家族、苗族、汉族三族关系互动的历史。汉族统治者与湘西土著民族之间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的矛盾冲突，是长达两千年的湘西民族关系的主旋律。明代以前，由于“蛮强而苗弱”，民族冲突表现为汉蛮冲突。至明清两代，苗汉冲突则成为湘西地区的主要民族冲突。明清两代统治者修筑边墙的目的，一方面是屯兵驻守，防范苗民侵扰；一方面是实施“苗不出峒，客不入境”的民族隔离政策，将所谓的“生苗”与“熟苗”隔离开来。这被隔离的“生苗”区，便是以腊尔山为中心，包括湖南省境内的凤凰、永绥、乾州三厅以及贵州境内的松桃、铜仁地区。腊尔山在凤凰境内，清乾嘉年间湘黔苗民大起义的勾补寨事件也发生在凤凰境内。在那场民族战争中，苗族减员多达三分之二，清朝军队单是中高级将领阵亡者就超过200人，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也先后死于军中。

  阅读这段惨酷的历史，真有天方夜谭之感。这种人类以强凌弱的悲剧，不谈也罢。然而，不读透这段历史，便无法从深处读懂生于斯、长于斯的沈从文了。

  沈从文对湘西凤凰的历史是了然于胸的。在《湘西·凤凰》中，他曾这样写道：“……五百左右的碉堡，二百左右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堆成，位置在山顶上，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这些东西是在一百八十年前，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到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动”的边地苗族“叛变”的。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赤了每一条官道同每一个碉堡。”

  沈从文描述的，便是这座南方长城及其相关的史实。然而，这不只是沈从文关于凤凰人与地的一般概述，它已经凝聚成沈从文整个文学创作思想情感生成的凝重背景。在其一生的创作中，他执意站在湘西土著民族立场向世界发言。他曾明确表示：“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中替他们说话，且为他们长久以来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深深不平。”且不说在他早期有关乡土的回忆中所留下的对苗族充满温情的描述，1929年前后专以苗族习俗为题材的小说，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等，都张扬了湘西土著民族具有原始特征的人性。在小说《凤子》中，沈从文更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肯定并颂扬了苗族的生命存在方式。《凤子》虽然是个残篇，但它在沈从文的全部创作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湘西土著民族民风质朴敦厚，却略带原始的野蛮，而这种野蛮却彰显出正直与公道。苗民崇拜自然，近于信奉泛神，这也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与文化根基。即使在他的代表作《边城》里，虽然一些土著民族的特征被隐去了，然而作品内蕴的苗族文化内涵却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小说情节主线的车路与马路、渡船与碾坊这两组意象的对立与冲突，便是汉族地区的封建婚姻形态与延续至今的苗族原始婚恋形态对立与冲突的象征。

  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湘西土著民族的生存方式及其历史命运，是通过特定的文化视角显示的。他不以湘西历史上充满血腥的政治、军事冲突来再现湘西土著民族的悲剧命运，而是通过普通山民平凡人生的喜怒哀乐，突显出湘西土著民族与外部世界虽异，但却不失人之本性及其长达千年的文化承传。其文字表层，近似于一种平静而又浸透伤感的倾诉。其目的是在于让湘西土著民族获得外部世界的理解、同情乃至认同。在这倾诉的背后，正是湘西土著民族不为人理解的千年孤独。这种孤独感，在《湘西·苗族问题》中，甚至成为一种直接的申诉：“湘西在过去某一时，是一例被当作蛮族看待的。虽愿意成为附庸，终不免视同化外。”这是一种湘西土著民族不为外部世界理解、强烈渴求被认同与接纳的悲怆之音。在谈到自己创作中带有的那一份“淡淡的孤独的悲哀”与“悲悯感”时，沈从文将其归因于“我本人来源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或自己“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应该说，追究沈从文创作中那份孤独感的成因，是二者兼而有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