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从文的一生中，有一个人无法抹去，那就是比他年长六岁的著名作家郁达夫。

  1923年夏天，二十出头的湖南凤凰县苗族青年沈从文决定“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于是，他从湘西的军营来到了北京，报考北京大学国文班，结果未被录取。一心向学的他便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

  从湘西带来的钱很快便花得所剩无几了，在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支援的情况下，这个倔强的湘西青年忍着饥饿，冒着北方冬天严酷的寒风，开始向文坛进发。他的写作热情很高，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他想靠文学来养活自己的愿望，几乎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于是，濒临绝望的他向京城的几位知名作家写信倾吐心声，这其中就包括郁达夫。

  彼时，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的郁达夫正在北京大学任教，不过他教的不是文学，而是政治、经济及史学系统计学。当时的郁达夫也正处在人生的苦闷之中，在文坛已经颇有名气的他，却教着自己不愿意教的课程；一手创办的杂志被迫停刊，还时常受到同道中人的攻击；生性不甘寂寞的他却要忍受一份无爱的婚姻。他的人生面临诸多困惑，他整天嗜烟酗酒甚至自残自虐。正由于自己前途迷茫的人生，坎坷不平的文学道路，郁达夫对正在这条小道上艰难挣扎的沈从文有着深深的理解。

  接到沈从文的信后，郁达夫很快抽出时间，专程来到了位于沙滩附近的银闸胡同，在“窄而霉小斋”——一个由储煤间略加改造的小房间里，见到了处于窘境的沈从文。

  那是1924年11月13日，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郁达夫推开“窄而霉小斋”的房门，屋里没有火炉，沈从文只穿着两件夹衣，用被子裹着两条腿，坐在凉炕上，正用冻得红肿的手执笔写字。此时的他，已经连续三天没吃任何东西了。眼前这一幕深深地震撼了郁达夫，他感动得眼圈发红。他马上解下自己的羊毛围巾，轻轻地拍了拍上面的雪花，然后给沈从文围上。

  那天上午，他们聊了很久。沈从文对郁达夫毫无保留地敞开了心扉：他说自己来北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取得一个国立大学的头衔，他认为只要能从国立大学毕业，以后的生计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他还说到了自己的家庭，他说自己已经有四五年没见到母亲和妹妹了；他还说起自己在北京的亲戚熊希龄……

  很快到了中午，郁达夫拉着沈从文到西单牌楼附近的四如春饭馆撮了一顿。已经饿了三天的沈从文也顾不上什么斯文，一番狼吞虎咽，看得郁达夫心里很不是滋味儿。那顿饭共花去一元七角多，郁达夫掏出一张五元的票子付账，然后将找回的三元两角多钱全部给了沈从文。其实，当时的郁达夫在经济上也很窘迫，五元钱对他来说已经不算小数目。

  因为下午还有课，吃完饭，郁达夫就匆匆赶回学校去了。回去后，郁达夫便写下了著名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以充沛的激情表达了对一位有志青年在这个社会的遭际的极度愤懑。不久，他把沈从文介绍给当时著名的《晨报副刊》的主编。一个月后，沈从文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后来，他又介绍沈从文与徐志摩相识，使沈进而得到徐志摩的赏识和大力推举。沈从文从此步入文坛，而且一发不可收，只几年工夫便享誉文坛。

  成名后的沈从文没有忘怀郁达夫对自己的帮助。1936年，《从文小说习作选》出版时，他在代序里写下了这样一段饱含感激之情的文字：“这样一本厚厚的书能够和你们见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气，同时还有几个人，特别值得记忆，我也想向你们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适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达夫先生……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的种种帮助和鼓励，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

  郁达夫在帮助沈从文的同时，也被沈从文在困境中仍然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理想的精神所感染，他很快重新振作了精神，既找到了真正的爱情，又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二个春天。可以说，郁达夫与沈从文是互相成全了彼此。没有郁达夫，沈从文可能会客死他乡；少了沈从文，郁达夫可能会沉沦一生。

  （摘自《晚报文萃》2012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