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言君子”梅贻琦 - 西部在线

　　偶尔翻弄一些旧书，发现被称为清华“终身校长”的梅贻琦是位奇才。他的座右铭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梅贻琦在清华执政28年，后去台湾，依然致力于清华学院的创办。他的个性是不爱说话，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弟子芬芳九州，誉满天下。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那些学潮澎湃的日子里，清华园“一夕数惊，危机四伏”，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发生事端，而恰恰正是梅先生这种沉默寡言的性格，稳定了人心，压住了阵脚。1936年，清华曾发生了“2·26大逮捕”事件，3000名军警明火执仗、荷枪实弹地夜闯校园，欲对学生下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急了，纷纷来到梅贻琦家中研究对策，其中就有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张奚若、叶公超等人。叶老后来回忆说：“几乎每个人都说了很多话，惟有梅先生自己默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着他讲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老先生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冯友兰问梅先生：“校长，你看怎么样？”梅先生还是不说话。叶公超忍不住了。他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梅先生隔了几秒钟才答复：“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现在只是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后来，学生们怀疑军警特工手里的名单是校方提供，便把教务长拖到大礼堂前质问，还有学生甚至要动手打人。此时，梅贻琦赶到现场，对着几百名学生沉默一会儿，才说出一句话：“要打，就打我！” 　　梅贻琦有时给人的印象是“其言也讠刃（困难），似不能言者”，有时又给人以模棱两可的印象，所以有人作顺口溜揶揄道：“大概也许可能是，不过仿佛不是得；可是学校总认为，但是我们不敢说。”梅贻琦的思想当然不会如此贫乏，而是“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梅贻琦讲话，不讲则已，每讲则气势如虹、文采似锦，如“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如“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如“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哲理和警句颇多。梅贻琦朴素澹泊的操守、宁静致远的胸襟实在令人佩服，连一向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陈寅恪也不得不屈尊下驾地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自古做领导的人有两种：一种使人慑服，一种使人悦服。毫无疑问，梅贻琦属于后者。他说：“教育的出发点是爱。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子弟，我的子弟也是我的学生。”他爱学校，所以把毕生的心血花在办教育上；他爱国家，所以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日，义无反顾地把爱子送入军营；他爱同事，所以待人一视同仁，从不疾言厉色。在清华园里，他团结了像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张奚若等一大批大名鼎鼎、德高望重的学者教授。他爱护青年，所以在每次学潮中，他都以一介书生薄如蝉翼般的羽翼保护着青年的安全，像蒋南翔、姚依林、方左英等中共地下党的领头人，都曾得到他慈父般的有力庇护。还有多次在学潮中出头并率领群众与敌人周旋谈判的郭德远，也曾被梅贻琦藏于汽车后面的行李箱中偷偷带出，免遭劫难。　　在清华，梅贻琦是棵大树，长在学生的土壤里。由于他为人处世十分低调，又一向老成持重，所以虽然是棵大树，也没有招风惹草引起当局注意。有时，军警们逼他交出住校学生的名单，他不得不给时，就“只好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并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是不大准确的。”那些人也信以为真。正因为他的“木纳”少言，使他成了学生的保护伞。　　现在某些为政者喜欢搞繁文缛节那一套，动辄连篇累牍、信誓旦旦，其实不过只是语言巨人、行动矮子而已。梅贻琦为政就像格言一样，既廉又俭，却有大用。他一生清苦，没有任何积蓄，随从他的佣人和办事员都精简到如同绝句小令一般。他说：“因事设人效率高，因人设事扯皮多。”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一位在大陆与台湾经营了一辈子清华园的老校长，死后连丧葬费都无力偿还，还是校友捐助还清。　　梅贻琦的“简、廉、洁”，归根到底都是以他的谦逊做注脚的。一次，清华在昆明的校友为他举办了一个“服务母校二十五年公祝会”。由于会上他得到的夸奖太多，便坐不住了。他站起来说：“现在给诸位说一个比喻，诸位大概也喜欢看京戏。京戏里有一种角色叫‘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官武将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通常并不是由他唱的。他只是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梅贻琦被称为“寡言君子”，但在他的领导下，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十年间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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