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时，周作人写过一篇《鲁迅的笑》，文中说，鲁迅最是一个敌我分明的人，他对于敌人丝毫不留情，如果是要咬人的叭儿狗，就是落了水，他也还是不客气地要打。他的文学工作差不多一直是战斗，自小说以至一切杂文，所以他在这些上面表现出来的，全是他战斗的愤怒相，有如佛教上所显现的降魔的佛像，形象是严厉可畏的。但是他对于友人另有一副和善的相貌，正如盾的向里的一面，这与向外的蒙着犀兕皮的不相同，可能是为了便于使用，贴上一层古代天鹅绒的里子。他的战斗是自有目的的，这并非单纯地为杀敌而杀敌，实在乃是为了要救护亲人，援助友人，所以那么奋斗，变相降魔的佛回过头来对众生的时候，原是一副十分和气的金面。但时至今日，人们往往只记住鲁迅的“严厉可畏”和“战斗的愤怒相”了，又并非因为读了他“自小说以至一切杂文”得此印象，反倒是一知半解，或道听途说。

  周作人又说：“大凡与他生前相识的友人，在学校里听过讲的学生，和他共同工作，做过文艺运动的人，我想都会体会到他的和善的一面，多少有过些经验。”这在鲁迅的友人、学生和同事写的回忆录里有所展现，较早问世者如郁达夫的《回忆鲁迅》、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等，所描绘的鲁迅形象都很亲切。后来的回忆之作就多刻意强调鲁迅“盾的向外的一面”，甚至弄得有点真假难辨了。

  鲁迅还有不少书信传世，借此亦可体会他“另有一副和善的相貌”，而且不仅限于对待友人。鲁迅1936年2月19日日记：“午后得夏传经信，即复。”夏传经是南京盛记布店的店员，鲁迅与之素不相识。据夏氏后来告诉许广平：“这信的内容，是问先生《竖琴》的前记和《野草》的序诗，怎么在最近出版的原书里没有了，以及怎样研究文学，并说了一些我读《伪自由书》的感想，我又抄了些读过的先生的著译，问先生我还有什么书未读到的，请先生告诉我。”

  鲁迅回信说：“《竖琴》的前记，是被官办的检查处删去的，去年上海有这么一个机关，专司秘密压迫言论，出版之书，无不遭其暗中残杀，直到杜重远的《新生》事件，被日本所指摘，这才暗暗撤销。《野草》的序文，想亦如此，我曾向书店说过几次，终于不补。《高尔基文集》非我所译，系书店乱登广告，此书不久当有好译本出版，颇可观。《艺术论》等久不印，无从购买。我所译著的书，别纸录上，凡编译的，惟《引玉集》《小约翰》《死魂灵》三种尚佳，别的皆较旧，失了时效，或不足观，其实是不必看的。”

  “关于研究文学的事，真是头绪纷繁，无从说起；外国文却非精通不可，至少一国，英法德日都可，俄更好。这并不难，青年记性好，日记生字数个，常常看书，不要间断，积四五年，一定能到看书的程度的。经历一多，便能从前因而知后果，我的预测时时有验，只不过由此一端，但近来文网日益，虽有所感，也不能和读者相见了。”

  鲁迅在“别纸”上所列的书目，计“作”五种，“编”三种，“译”十六种——据夏传经说：“这上面的书，都是我那时不曾读过的。”——鲁迅多有自我评价，如《壁下译丛》《思想·山水·人物》曰“已旧”，《近代美术史潮论》曰“太专”，《爱罗先珂童话集》曰“浅”，《桃色的云》《俄罗斯的童话》《十月》曰“尚可”，《小约翰》《死魂灵》曰“好”。有些绝版或被禁止的，也都一一注明。作者对待一位普通读者，大概至此已尽人事。然而五天后，鲁迅日记云：“寄夏传经信并书四本。”信中说： “顷偶翻书箱，见有三种存书，为先生所缺，因系自著，毫无用处，不过以饱  蠹，又《竖琴》近出第四版，以文网稍疏，书店已将序文补入，送来一册，自亦无用，已于上午托书店寄上，谨以奉赠。此在我皆无用之物，毫无所损，务乞勿将书款寄下，至祷至祷。”

  夏传经先收到鲁迅的信后说：“这封来信，真使我喜出望外，因为先生赠了我这么许多书。于是我便注意着邮差：一次一次地过去了，却总不见寄书来！这时我的心里真难过极了，又不知道先生送我的几本是什么书，又怕被邮局扣留（这倒非心多过虑，我买的书，的确有很多被他们扣去了！），在这种心情下，熬过了一夜，在第二天的中午才收到书，赶忙拆开一看，才知是《竖琴》《准风月谈》《南腔北调集》《坟》和两本《海燕》。”

  没过几个月，鲁迅就去世了。夏传经给许广平写信说：“这里，我还附带着一个请求：假如有鲁迅先生的生前照片的话，我想请夫人给我一二张，使我好留作一个纪念。但，假如没有，那就只得算了……即使是先生的只字片纸或者极不值钱的遗物给我一些，我也是非常感谢的！”

  (摘自《读书文摘》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