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喜读金庸小说，成年后每逢看到和他有关的文字，都很上心。一次，北大的一个同学晒出了手机拍的照片，赫然是查良镛（金庸原名）的博士毕业证书。原来金庸相当低调地又去北大读博了。这事惹得议论纷纷，因为北大的同学没怎么发现金庸来上课，这学位，岂不是给得太随便了。

    北大校方只得向社会通报，金庸的确是在中文系读博，师从袁行霈。不过呢，因为金庸年事已高，身体趋弱，导致他未能按计划完成学业，今年将无法拿到博士文凭。至于那张被拍到的学位证，只是按惯例预先准备好的。

    此事有了解释，大众也就没什么热情了。

    金庸这样的人物，名气太盛，地位显赫，高龄读博，虽然他一贯有好学之心，但实在是容易招惹闲话，一张照片都会弄得沸沸扬扬，一般谁会收他做弟子啊！

    说到金庸的好学之路，更加好玩。我看聂卫平的回忆文章，说是20世纪80年代，金庸突然托人转告他，要在从化拜他为师。聂卫平还以为金庸不过是想和他学学棋，而且他也想认识金庸，于是就赶到从化。

    结果一见面，金庸就要像他小说里描写的那样给聂卫平行大礼，三叩九拜，举行拜师仪式。金庸比聂卫平大二十多岁，聂卫平大为吃惊，推辞说：“这怎么受得了，我立刻阻止了他。我说拜我为师可以，但不要磕头了。就这样我成了金庸的老师，以后金庸一见到我就以师父相称。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孟子》里有句话叫“人之患，在好为人师”，金庸恰恰相反，应该算是“好为人徒”，像极了他笔下的韦小宝，遇到个高手就不放过，定要拜师学艺，杂学旁收。

    据说金庸在浙江大学当人文学院院长时，就有人讥讽他学问不够，他也低头纳言：“别人指责，我不能反驳，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自己的学问。”他少年时期因为国内战乱，学业屡屡中断，始终没拿到正经的文凭。晚年一路求学，在剑桥大学认真读了硕士，又读博士，然后又来念北大的博士。看来人生际遇的确令他有点耿耿于怀。

    随着时代变迁，社会思潮反复，很多人早年失学，后来大富大贵，再提起念书上大学，就挺“反智”的，满口“读书无用”的论调。像金庸这么名满天下、富甲一方后，仍然有志向学，费尽心思好为人徒的，实属难得。用当下的话来说，是个正能量的例子。

    （摘自《读者》2013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