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文学青年——沈从文

  民国时的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有国内一流的学者，也有相对开放的教学资源，这吸引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张中行在《负暄琐话》中提到，那时北大红楼附近的沙滩银闸胡同，住着许多旁听的外地学子。

  沈从文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1923年，爱好文学的沈从文从湘西凤凰来北京求学，准备参加燕京大学国文班的入学考试。但当时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只考了零分，主考官心肠软同情他，将报考费退还给了沈从文。尽管不能当正式大学生，但当时北大提倡兼容并包，北大课堂面向社会开放，因此沈从文当了一名北大旁听生。

  除了在北大旁听学习外，沈从文大部分时间在狭小的出租屋里创作文学，希望用写作来养活自己。然而他的北漂日子并不理想，文学梦想很难解决现实的困境。沈从文寄出去的作品都杳无音信，眼看生活陷入绝境，他写作的信心备受打击。无奈，沈从文试着给郁达夫写信，希望能得到这位大作家的帮助。出乎意料的是，郁达夫真的去看他了，并被这位在简陋的出租屋里坚持写作的年轻人感动。当晚，郁达夫带沈从文去吃饭，并耐心指导他写作。在郁达夫的介绍下，沈从文还得到了胡适、周作人等多位“大腕儿”的教导和物质帮助。

  1925年，《晨报·副刊》上刊登了沈从文的处女作《一天是这样过的》，当月沈从文在《晨报·副刊》上发了三篇稿子。在他的努力下，终于写出了《边城》《长河》等至今仍受好评的作品。

  红楼附近的小胡同，是许多北漂文学青年的聚集地，与沈从文一样，住在那里的还有冯至、黎锦明、陈翔鹤等许多文学青年。

  北漂媒体人——张恨水

  张恨水去北京之前，曾当过《芜湖日报》的主编，但他觉得自己学问和历练不够，因此在1919年只身到了文化氛围浓郁的北京。张恨水最初的愿望是考北京大学，但迫于吃饭都成问题的现实困境，他放弃了求学。

  当时，北京规模最大的报馆是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社，但他们不要24岁的张恨水。按照张恨水当时的想法，先进一家小报馆，将来再想办法进大报社。经人介绍，张恨水认识了上海《申报》驻京记者秦墨哂，并在其手下开始了他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不久，张恨水又在《益世报》当兼职编辑。他在《申报》的月薪是10元，工作时间从上午9点到下午6点，而《益世报》的月薪是30元，工作时间是晚上10点到早上6点。张恨水有了这两份时间并不冲突的工作，尽管劳累，但在北京立住了脚跟。

  张恨水的勤奋受到《世界日报》与《世界晚报》创办人成舍我的关注与器重，他被聘为这两份报纸的副刊主笔。他不负成舍我之望，埋头苦干，连编带写，一个人包揽了时评、杂谈、散文、诗歌、名人轶事等版面的全部稿件，并开始撰写小说。

  后来，他接连写出《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长篇小说，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稿费收入之多当时只有胡适能与他相比。张恨水用自己的稿费在北京买下了一处有30多个房间的四合院，终于在北京扎了根。

  北漂艺术家——齐白石

  齐白石堪称年龄最大的北漂，他57岁那年，由于家乡动乱不定，被迫离开父母妻儿到北京避难，借住在法源寺，以卖画为生。

  然而，齐白石的北漂生活并不顺利。“朝则握笔把刀，目不暇给，惟夜不安眠，百感交集，谁使垂暮之年，父母妻子别离，亲戚朋友不得相见？”这是他真实的自我写照。更大的困难是，他清雅冷逸的绘画风格，并不为北京人所喜爱，即便是价格比别人低一半，还是卖不出去。

  1920年，梅兰芳看到在北京名气不大的齐白石，就跟别人介绍：“这是我的农民朋友。”齐白石曾到一个大户人家去应酬，一屋子都是富人，他们看齐白石衣着平常，也没有权贵熟人，便谁也不理睬他。饱受人情冷暖，而经济难以维持生计，情急之下，齐白石听从了陈师曾的建议，改变自己的画风，从头开始。

  1922年，陈师曾去日本参加画展，顺便带了齐白石的几幅画。出乎意料的是，国内没人要的画，在日本竟然全部高价卖了出去。自此，齐白石的画才慢慢被重视，他北漂的日子也算有了着落，凭着卖画的收入，他将家人接到了北京，结束了一个人“漂”的孤苦生活。

  （摘自《今日文摘》2013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