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有一个封面半蓝不黑的大笔记本，通常塞在他的褥子下面，他就在这个本子上开始了创作生涯。

  有一天，王小波父亲的四川老友的儿子北辰带了一个女孩上他家来，这个女孩就是李银河。本来她是慕王小波之父的名气而来，后来听说王小波在写小说，就把他的大本子翻了出来，看了他的作品《绿毛水怪》之后，被其中潜藏的才气打动，从此和王小波开始往来，不久竟谈起了朋友。

  这段恋情说来有点传奇色彩，大可以加点佐料，写成一篇故事加到“三言二拍”里。李银河可以被写成慧眼识珠的女主角，像红拂夜奔一样投奔了才子王小波。这样编织故事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处境差别甚大，王小波尚隐身蒿莱之中，而李银河已经走在通向庙堂的升天阶梯上。

  当时王小波在街道上办的一个厂当工人，处在社会底层，而李银河已从山西大学毕业，分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在中南海里上班。不仅如此，当时李银河年纪轻轻，已经在中国政坛上出了名。当时正是拨乱反正，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候，她和另一个女孩写了一篇政治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二版上，前面还加了编者按。这分明是前途似锦的征兆。王小波说，她是全国关心政治的青年的偶像，每天寄来的读者来信要用麻袋装。所以说，他们之间的差别不可谓不大，换了别的女孩，就是不去攀援高枝，大概也不会和小波交朋友。

  但她却说自己算不了什么，王小波才是不世出的天才。王小波写出的作品，她是第一个叫好者。“太好了，没人能写得这么好”，这些热烈的夸奖极大地鼓舞了王小波的信心。说李银河是王小波的最狂热的啦啦队，绝对是一个公允的说法。这个啦啦队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特别是在他早年缺乏自信的草创时期。对于一些前程难料，需要鼓起勇气、奋勇直前的人生事业来说，只要把士气鼓舞起来，则大胜可期。

  他们二人都鄙视世俗生活，共约要振衣千仞之岗，过一种超脱世情的高尚生活。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在浪漫精神中结合了，就是说结婚成家了。他们二人都无心张罗俗事，按一般标准来看，他们的日子过得潦草之极，也就是没饿死而已。王小波的母亲说：“他们在一块儿吃什么，吃精神吗？”他的丈母娘说：“这一对宝贝放到一起，就差给他们脖子上各拴一块大饼了。”王小波却说，李银河可以一连几天靠吃饼干度日，不以为苦。他自己也是得混就混，实在受不了时才动手炒点菜吃。而李银河过日子比他还马虎，有一天，她买了几个松花蛋回来，跟王小波说：“达令，我们今天有好东西吃了。”打开挎包一看，松花蛋早就挤得稀烂，连皮带壳和包里的种种杂物均匀地混在一起。王小波虽是丈夫，但轻易不让老婆做一回菜，不为别的，就因为她厨艺不佳，炒出的菜实在难以下咽。至于其他家政，他们也没达到居家过日子的起码水准。有一回王小波的嫂子上他家去，他想泡杯茶待客，伸手去拿厨房餐桌上的杯子，一拿没拿起来，再拿还是没拿起来，第三次运足力气，吱啦一声，总算拿起来了。原来那东西已经被积年的油垢粘在桌面上。想来他们倒是大有孔夫子贤徒颜回的风范：“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在没结婚前，他们就商定了要长久地过一种丰富的精神生活。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决定不要孩子，以避免被缠入凡庸琐事中。后来他们二人都到美国读书，按照他们对人生的理解，人生苦短，所以要秉烛而游。虽然手里没多少钱，他们还是以最节省的方式游遍全美。20世纪80年代，他们游佛罗里达，乘一辆二手车，晚上睡帐篷，白天在树林里捡柴禾举火造饭，倒是野趣十足。他们二人游完美国，接着又游遍欧洲，买了通行全欧的火车票，住着青年旅馆，为了节省，在早餐的免费面包上抹上厚厚的黄油，吃得直拉肚子。在意大利被小偷光顾，在梵蒂冈差点从看台上被挤落下去，但终于把世界上可看的东西看了个七七八八。这是他们的精神盛宴的一部分。他们放弃了世俗享受，在精神的餐桌上大快朵颐，浪迹天涯，遍历美景，处处寻找美的感受，好像要乘着浪漫的云霓翩然仙去。            (摘自《人民文摘》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