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训，如同现代大学一样，是近代从西方引入中国的。有研究者认为，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为近代中国最早明定校训“光与真理”的大学，民国时期诞生的各类大学大都仿而效之，确立校训。近年来中国的大学，或恢复，或继承，或新定，普立校训，作为大学文化建设和实现育人目标的一项重要举措。

  从内容上看，中西方大学的校训可划分为“为学”、“为人”、“为人”与“为学”相结合三大类。

  以“为学”为主旨，是指大学强调以学生对知识、真理的不懈追求为办学的主要目的。对于这类大学的校训，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方大学有：英国剑桥大学，校训为“此乃求知学习的理想之地”；德国柏林大学，校训为“为科学而活”；美国哈佛大学，校训为“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耶鲁大学，校训为“光明和真理”；麻省理工学院，校训为“理论与实践并重”；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校训为“物换星移，智慧永恒”等。这类有代表性的中国大学校训有：民国时期的新教大学齐鲁大学的校训是“尔将识真理，真理必释尔”；民国时期的天主教天津工商学院、天津大学（自民国至今）和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训都是“实事求是”；浙江大学校训是“求是创新”；复旦大学校训是“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中山大学校训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所谓以“为人”为主旨，是指大学主要强调对学生的塑造以道德为本，培养具有高尚品格、勇敢气质和服务精神的人。这类大学校训，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方大学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校训“法无德不立”，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校训“国家的利益取决于公民的道德”，美国著名军事院校西点军校的校训“职责，荣誉，国家”，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校训“为了全人类的福祉”。中国大学的这类校训以清末民国时期的大学较为普遍。如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唐文治于1910年确定“勤、俭、敬、信”为校训；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13年确立“诚实、勇敢、勤勉、亲爱”为校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曾经确立一个字的校训“诚”，后来发展成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后，把校训相继改为“止于至善”与“诚、朴、雄、伟”；金陵大学以“诚、真、勤、仁”为校训；南开大学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暨南大学以“忠、信、笃、敬”为校训；河南大学以“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为校训……    

  所谓“为学”与“为人”相结合，是指大学强调求知求真与人格完善兼顾，培养德才兼备的人。相比而言，西方的大学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大多从“为学”或“为人”中一个方面确立校训，个别大学校训是“为学”与“为人”的结合型，譬如：美国理海大学的校训“理解自然，服务自然”，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校训“知识，智慧，人性”，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校训“真理，公平，自由”……而清华大学自1914年起即确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燕京大学确立“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

  近年来中国的大学在确立校训的大潮中，绝大多数校训都是“为学”与“为人”的结合型。譬如：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南京大学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山东大学校训“学无止境，气有浩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训“德才兼备，知行合一”，中国政法大学校训“厚德、明法、格物、致公”，北京舞蹈学院校训“文舞相融德艺双馨”。

  中西方大学的校训，尽管在内容上大致都可划分为三种类型，但是，它们在形成的历史传统、文化土壤、制度因素等方面存有诸多差异。因此，中西方大学校训在思想来源、价值观等方面还是有本质差别的。西方历史名校的校训思想内容大都来源于基督宗教的经典《圣经》，如美国的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州大学、比利时的鲁汶大学等；一部分出自古希腊罗马先贤、诗人的话语或诗句，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等。中国的大学校训，在民国时期，一般来自《大学》《中庸》《论语》《学记》《汉书》等儒学经典和史书，甚至金陵大学、天津工商学院等教会大学也不例外，目前百年名校也大都恢复旧有的校训。同样在讲“为人”，西方的大学非常强调博爱、自由、服务，如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愿自由之风劲吹”，中国的大学主要强调诚朴勇爱等道德修养。同样在讲“为学”，西方的大学强调在上帝的灵光中去探索真理，牛津大学的校训“上帝乃知识之神”，美国杜克大学的校训“追求知识，信仰上帝”，中国的大学则强调勤笃、敬业等儒学传统。     

  （摘自《光明日报》）

　　清华大学校训

　　中山大学校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