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湖南人章士钊离开地处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到了上海，受聘办报，虽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倡言“革命”，却并不了解有个广东籍的名孙文、字逸仙的革命家已经流亡在日本。孙文因在香港策动“谋反”而被清廷在“文”字上加了个“氵”以喻洪水猛兽，在全国通缉。但在那时的革命队伍里，知道孙氏的人并不多。

  章士钊在他的长文《疏〈黄帝魂〉》中说过：时海内革命论已风起云涌，但绝少人将此论联系于孙先生。

  章士钊是无意间在湖北籍朋友王慕陶那儿见到了孙氏手书的一封长信，见其“字迹雄伟”，才对“海贼孙汶”心悦诚服，称：“由此不敢以草泽英雄视先生。”

  孙文当时已有日本名字，姓中山，名樵，平时不提自己姓孙。章氏只在武昌学堂里学过一点日语，对东洋文自称是“一知半解”。因不知日本姓氏的规矩，便“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

  王慕陶知道章擅自为孙文起了个不伦不类的名字后，勃然大怒，找他理论：根本讲不通嘛！过去范雎到秦国，化名张禄，只听人家都叫他“张先生”，没听说叫他“张范先生”的！你怎么能把两个姓（“孙”、“中山”）摞起来用了？不通！ 章士钊辩解说：已经这样了，不好改了啊。结果，“久而久之，从不见有人提出问题”，更让他意外的是，听说孙文本人“似亦闻而默认”。    

  （摘自《文史博览》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