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让电影《红高粱》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

  1988年，张艺谋把红地毯一路铺到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领奖台上。《红高粱》在中国电影的地位不言而喻。那是新中国电影第一个世界级的大奖——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当时，张艺谋38岁，姜文25岁，巩俐23岁，编剧莫言33岁。这部电影的幕后还跑出两位电影圈的重量级人物——摄影师顾长卫和作曲家赵季平。就是这群人，开创了中国电影新的影像时代。

  初见巩俐 莫言怀疑张艺谋走了眼

  1986年3月，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在《人民文学》第三期发表后，立刻在文坛引起轰动。那年7月，还在拍摄电影《老井》的张艺谋特地从太行山的片场赶到北京，与莫言协商小说改编权问题。

  “我第一面见张艺谋感觉到很可靠，就像我们村的那些生产队队长一样。”莫言和张艺谋商定，由陈剑雨、朱伟、莫言三人将小说《红高粱》改编成电影剧本。稿子由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剑雨执笔。

  莫言因此得到了800元的小说版权费。电影开拍后，作为“编剧之一”的他又拿到了1200元的稿酬。

  开始的时候，莫言对张艺谋是有意见的，主要集中在女主角巩俐身上：“她那时经常挑着两只木桶在县府招待所的大院里踱来踱去，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服装，脸上凝着忧虑重重的表情。我初见这样子的巩俐，心中不由升起了团团狐疑之云，说实话，巩俐和我心目中的‘我奶奶’形象相差甚远。在我的心目中，‘我奶奶’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玫瑰，而那时的巩俐小姐更像一位初谙世事的女学生——事实上她正是一个女学生——于是我怀疑张艺谋走了眼，于是我担心这部戏将砸在巩俐手里……”

  其实，张艺谋初见巩俐也觉得她不合适，但因为她是北影导演李文化的女儿、当时正在中戏读导演系的李彤推荐的，老谋子想了想，觉得应该再了解一下。结果，经过进一步接触，他才发现巩俐的性格正是人物所需要的。

  打破常规 吴天明私下凑钱助艺谋

  在准备拍摄电影《红高粱》时，老谋子到高密看景时发现，原来小说里写的高粱满地早就成了传说，要拍高粱地就必须自己种。1987年春天，张艺谋派了副导演杨凤良去了莫言的老家高密，以每亩250元到300元的价格，与农民签合同，种下100多亩高粱。这笔钱来得很不容易，是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在上级部门没有任何批示的情况下，跑去西影各车间游说，这才凑齐了种高粱的钱。

  可新问题很快就来了——1987年六七月份，高密天旱，高粱长势不行。眼看着要拖累秋季开拍，张艺谋给莫言发了求助电报，大意是希望莫言出面找高密的县领导们帮帮忙。莫言接到电报后立刻赶回了老家——“第二天，我见到了张艺谋，他说他们找到了县委负责同志，批了5吨化肥。县里领导还把种了高粱的乡领导召到县委开了会，我被县委领导的开明之举感动了。”

  出战柏林 《红高粱》原是救场参赛

  1988年10月10日，《红高粱》在国内上映，一下子便俘获了观众的心。

  在当时电影票价只有几角钱的情况下，票价居然被炒到了10元，可见受欢迎程度。而影片最终票房超过4000万元，意义亦远胜于今年获得7.8亿票房的华语最卖座电影《画皮2》。

  不过，当初选送《红高粱》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却是为了“救场”——1987年年底，电影局本来决定送陈凯歌执导的电影《孩子王》到柏林参赛，不想陈凯歌却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选择了来年戛纳国际电影节。西影厂的杨凤良导演便推荐了刚刚制作完成的《红高粱》。柏林电影节主席哈德尔看完很满意，破格给了“迟到”的《红高粱》入围的资格，这才为该片后来柏林抱奖铺平了道路。

  至于莫言，《红高粱》之后，他还给张艺谋写过两个剧本，一个是《英雄·美人·骏马》，一个是《白棉花》。但后来张艺谋相中了莫言的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拍了电影《幸福时光》。

  迄今为止，莫言有四部小说改编为电影，分别是：张艺谋在1987年执导的《红高粱》，霍建起2003年执导《暖》，李幼乔执导于2000年的《白棉花》，还有一部就是张艺谋在2000年拍的《幸福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