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次放学出校门，就是我最难堪时。尽管我试图躲过他，但他每次都能准时捕捉到我的身影，远远一声喊：“弟弟！”然后，那壮硕得犹如铁塔一般的身躯，三晃两晃便空降到我面前。

  我再怎么嘲笑他，甚至谩骂他也无济于事，因为他是个聋哑人，而且他的右耳朵几乎是整个没了，狰狞可憎。同学们都笑话他，笑话他，就是在笑话我。所以，与他同行对我来说就是耻辱。

  但他对我的不友好显得无所谓，每天放学都会来接我。

  上初中时，我在镇上读书，他随父亲在村里的煤球厂挣钱。白衣服进去的一个人，半个小时不到就成了“非洲汉”。等我去县城读高中时，他又到了城郊的一家砖厂上班，每个月少得可怜的工资，一部分给了家里，一部分还要供我这个他认为是天之骄子的弟弟。

  那个年代里，家家户户的条件都很窘困，我进入县城读高中后，家境就更为尴尬。

  高二那年，父亲从屋顶上摔下，瘫痪了。对于本来身体就不好的母亲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她只得推了酒厂的工作，全身心地在家伺候父亲。

  也就是那时起，我在学校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因为哥哥所有的钱，都要给父亲疗养。

  那一天，我已经四顿没吃饭了，只偷偷喝了点自来水。就在我头晕眼花时，他出现在了教室外，喊我出来，往我手里塞了两块钱。我比画了一阵，问他钱怎么来的。他笑笑，也不瞒我，说是偷了厂里的砖头卖的钱。

  我本想把这钱给扔了，但肚子不争气地咕咕叫了起来。最终，饥饿战胜了尊严。

  有一次，他又来找我，满脸的瘀伤，一条腿有点瘸。我知道，他偷东西被发现，被人家打了。他告诉我，他现在满大街地卖冰棍，人家转城一圈，他能转三圈。他给我塞了几块钱之后，便风风火火地走了。

  那一刻，我的眼里突然一阵刺痛，为他的伤，为他对我的好。毕竟，他是我的亲哥哥，我是他的亲弟弟。

  我考上大学的那天，他喝得比谁都痛快。晚上他拉着我的手递给我一个牛皮袋子，里面装着满满的钱，数数吓我一跳，一万多块。我知道，这是他留着以后娶媳妇的钱。

  我用手语问他，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他啪地给了我一脑瓜子：“我是哥，你是弟！我不对你好，谁对你好！”我的泪，噼里啪啦往下落。

  大学毕业几年后，我结婚那年，还缺四万块钱彩礼钱，尽管女朋友视金钱如粪土，但她的父母却说，钱不准备好，女儿就不嫁。那晚，他的灯亮了一宿。

  三天后，他可能因为记挂着我的婚事，一个不小心，竟然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老板为了息事宁人，答应了他的要求：一次性给了他五万块钱，以后生死不论。

  他给了我四万块钱，说，哥留一万，哥以后也要娶媳妇呢。那一瞬间，我再一次泪崩。我结婚了，他还没有女朋友；我风华正茂，他仅比我大四岁，却已经是满脸皱褶，满头白发。

  有一次，妻子突然问我说，人家都说天生的聋子应该是又聋又哑才对。我一听，对呀，哥天生就没有听力，但他怎么会说话？我又想起，小时候调皮，我取笑哥哥是聋子，一向疼我如命的父亲把我吊起来是毒打了一顿，连一向护着我的母亲都眼睁睁看我挨打。而村里的邻居，看到我和哥哥，也素来是摇头唉声叹气，但却不敢多说只言片语。

  我回家“逼问”父母，母亲拼命地抹眼泪，一边哭一边告诉我。四岁那年，哥哥八岁。调皮的我非要把手里的双节炮（鞭炮的一种，可以拿在手里燃放）塞进他的耳朵，左耳和右耳各塞一个。然后，我用两根火柴同时点着了鞭炮。两声巨响后，哥哥满脸是血，昏厥在地。那次，哥哥差点就死在了我的手里。

  母亲还告诉我，哥哥从脚手架摔下也是有意的。只有这样，才能给我凑齐结婚的钱。

  我拉着妻子的手，像离弦的箭，拼命向田野里奔去。我们看到了正在耕耘的他，我拉着妻子给他跪下，一边比画数落自己的不是，一边嚎哭着责问他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他一边扶我们，一边落泪，说：“我是哥，你是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