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9年，一个特殊的年代。秋后生产队分的人均百十斤玉米，咋算计也吃不到来年麦熟，受不了肚子饥饿时常常发出的“咕咕”抗议，经父母同意，我便到外面去闯荡。当时的想法极其单纯，找个活儿干，吃饱肚子。

  在外面转了几个地方后，我便有些后悔，有的地方比家乡好不了多少，有的比家乡更穷。外边的世界并不多么精彩，却真有许多无奈。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家里好，于是，就下决心回家，一辈子再不出门。在返家的列车上，当列车员查票时我才想起自己是混上车的，根本没有买票，因为没钱。列车员也无可奈何，车进灵宝站时只好请我下了车。

  我随着人流出了车站，暗暗埋怨列车员不近人情，若再晚查一个小时，我就能坐到三门峡站了，第二天上午即可回到我那虽贫穷却温暖的家。那时，天已黑了，候车室人不多。我坐在长长的木条椅上木讷地瞅着每个进站出站的人，百无聊赖地猜测着他们的去向和心情，同时侧耳聆听车站喇叭的每一次刺破耳膜的车次预告，算计着如何能混上下一趟车，实现回家的梦想。晚上八九点钟，我旁边座位上的邻居已换了好几个，最后一个四方脸很白净的小伙子坐到了我身旁。

  “你去哪里？”他把那个“去”字音转成了“he”，地道的灵宝腔。我说了出去转悠无票下车的经历。他自我介绍说家是西阎乡的，在窄口修水库。我们俩不咸不淡地你问我答了一阵子后，他把话头一转问我：“后半夜天气凉，东去的车又少，你还能一直等到天明？”我苦笑了一下。他接着说：“这样吧，我有个姐姐离车站不远，不如咱们到她家歇一晚。”我不敢相信，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还没反应过来，他就起了身说：“走吧！”于是，我鬼使神差地跟着他出了候车室。那晚没有月亮，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俩一前一后走着。夜深人静，偶尔听见远处几声狗叫，给夜平添了几分神秘。至今我已想不起他带我去的村庄的名字，走了三四十分钟，到了他姐家。敲开门，姐弟相见自然分外热情。他指着我说：“姐，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姐没有丝毫疑虑，对我也热情起来：“陕县的，好啊。我满楼好朋友哩！”这时，我才知道，他叫满楼。接着他姐姐开始生火做饭。吃过饭又翻箱倒柜取出崭新的被褥开始铺床。几天的奔波，我疲惫不堪，钻进暖和的被窝连梦都没做一个，一下子睡到大天亮。不用说，起床后又是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

  当时，我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他们，想说几句感谢的话儿也没说出口。他把我当真正的朋友，我怕说了反而会冲淡这份情谊。分别时也很平淡，只是相互留了地址。

  谁知道，这一别就是30年。后来，想找那纸条时，竟不知夹哪儿了。1998年春节前，我整理旧书时，无意中发现了那张已经发黄的纸条，上边清清楚楚写着：灵宝县西阎公社雷家营东成子雷满楼。找到了！终于找到了！我和爱人、孩子分享着心底的激动与喜悦。我想和他联系，但一晃几十年过去，不知他有没有变化，于是就给他邮了一张贺年卡，并写上我的电话号码。不几天，雷满楼打来电话，还是几十年前的腔调，只是声音有些苍老。他告诉我正在山西推销苹果：“你嫂子收到你的贺年卡，很高兴，给我打了电话，快过年了，回去见面谈。”

  那年正月初四，我说好去灵宝满楼家。到了东成子村口，我看到路旁停着辆工具车，车上有两个人，正是雷满楼和他的儿子，只是，当年的英俊青年如今已是两鬓染霜，我赶忙走过去，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他当即请了几个朋友和我聚会，开怀畅饮，共叙旧情。那次我才知道，当年我们见面时，他在窄口水库当民工伙食管理员。我们离别后他想和我联系，可惜和我一样把地址给弄丢了，错把我的家乡张村公社当成了张湾公社，多次打听未果。他说，每次去三门峡路过张湾想起我都要流泪。

  后来，我们两家在三门峡西站相聚，我爱人把憋在心里好久的问题提了出来：“你当年半夜三更把一个陌生人带到你姐家，就不怕他是坏人？”雷满楼平静地回答：“他半夜敢跟着我走，也没把我当成坏人呀！”说得两家人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