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后来成为中国家庭教育领域的名篇。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掮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鲁迅的设想是对的，但做起来容易走样。鲁迅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就遇到困难。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孩子很调皮，周作人无所谓，但鲁迅却受不了。鲁迅看不惯周作人那样纵容孩子，可是，鲁迅自己有孩子以后，他的孩子儿时也许比周作人的孩子还要调皮，鲁迅却一再纵容，以极端的方式兑现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的承诺。

  鲁迅写作时极不愿别人打扰，连许广平也不允许，但小海婴却可以从背后悄悄上来，用小手在笔的顶端一拍，稿纸上立刻墨黑一团。鲁迅虽然搁笔，却并不生气：“唔！你真可恶。”而小海婴早已一溜烟似的逃跑了！

  在《鲁迅日记》中，有关抱海婴住医院，或者延医来寓为之诊视的记载，就多达300次。很多毛病在今天看来都是典型的“父源病”。很多朋友看不过去，认为太过溺爱，而鲁迅却不以为然，他以《答客诮》一诗作答：“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长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为什么鲁迅会这样对待孩子呢？许广平说：“鲁迅先生活的时候，给予他的教育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多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他自己生长于大家庭中，一切戕贼儿童天真的待遇，受得最深，记得最真，绝对不肯让第二代的孩子再尝到他所受的一切。他要海婴‘敢说、敢笑、敢哭、敢打’。”

  鲁迅小时候在父亲的严格监管下读书，因憎恨父亲的严格，因此他在做了父亲之后对孩子的教育采取放任的“顺其自然”的态度。

  鲁迅49岁才有了唯一的孩子，在这之前，他的生活一直是极为恶劣的，在家里无幸福，在社会上遭围攻。他对孩子的态度我们不应过多苛求，他是将自己的一个男性所有的柔情，都喷发在孩子身上。

  朱自清的做法与鲁迅相反。朱自清在心中为孩子建立了无形的规则，只要孩子稍有冒犯，就会责罚。

  朱自清的父亲在信中问起孙子阿九——朱自清的长子，并对他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阿九）才好。”读了这句话朱自清哭了一场。这时朱自清已是5个儿女的父亲了。阿九才两岁半时，因为怕生人，爱哭，一不见了妈妈或来了客人，就哇哇大哭起来。为了治一治阿九，朱自清“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老二阿菜呢？更惨，“阿菜在台州，那时更小了，才过了周岁，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呢！”

  正是因为这样，朱自清才这样写道：“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的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         （摘自《现代阅读》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