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宋维静同志是1927年12月广州起义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女战士，当时年仅17岁。她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3周年纪念日，本版特别刊发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余文华撰写的回忆文章，追忆宋维静同志一生历经曲折和磨难，但对党、对人民始终忠心耿耿的情怀，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高尚的品格和道德情操。从本文中，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宋维静出生入死、无私奉献、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还将看到她对同志真诚、对爱情忠贞及深受干部群众爱戴的“老大姐”形象。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原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中共广州市委顾问组副组长、享受副省长级待遇、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宋维静同志因病于2002年9月23日在广州逝世，终年93岁。

  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12月，我曾在宋维静同志身边工作，她是我敬佩的老领导，是我爱戴的老大姐。她的革命经历，她的传奇人生，她的音容笑貌，她的光辉形象，每每追忆，都令人感慨感佩感动！本文根据一些老同志的建议，又据我们了解到的史料及宋维静亲属的讲述回忆，现将我们的所见所闻尽可能全面地整理出来，以表达对宋维静同志的深切怀念之情。

  广州起义 巾帼英雄展风采

  宋维静生于1910年10月，广东省高明县人，1927年1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正值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期。当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腥风血雨，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意志。也正是在这个大动荡的特殊时期，宋维静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据宋维静的侄儿宋汉基、侄女宋汉珠回忆：1927年11月，张太雷（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等着手准备广州起义，宋维静家也随之忙碌起来。年轻的宋维静在父亲宋采誉的支持下，把大批党的宣传品及广州市委机关报《广州工人》带回家中印刷，她的家成为党报的一个临时印刷点。她与广东省立第一中学的同学们通宵达旦地赶写标语和大字报，承担起义所需各种文告的印刷工作。起义部队需要佩戴红布为标记，大批购买容易引起注意，她与同学们机智地以“办喜事”为名，三三两两地到市内分批少量买入。

  1927年12月11日子夜，宋维静站在广州苏维埃政权的“工农红军指挥部”门口发放“特别通行证”。那天凌晨3时30分，枪声划破寂静的广州夜空，6000多名工人、农民、学生和革命士兵组成的起义队伍，如滚滚铁流冲进了广州市警察署，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了。在这支铁流队伍中，有一个大眼睛、留短发的女孩儿，她就是起义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女战士——年仅17岁的宋维静。

  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诞生了，正当劳苦大众欢庆胜利的第三天，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疯狂反扑，公开屠杀5600多名起义战士，一时间广州街头布满了起义者的尸首，总指挥张太雷牺牲，许多躲避不及的革命群众也被大批捕杀。按照宋维静的家庭条件，她当时能找到多条“退路”，因为她的父亲参加过同盟会，是广州禁烟署专员，家境优越，又有社会地位，而她却选择了冒着生命危险去香港找中共广东省委。

  蒋介石的“清党”行动使共产党的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省委派宋维静自香港重返广州工作。出于安全考虑，宋维静当时在党内的称谓是宋石峰，和姐姐宋维真、小弟宋维杨、姑母宋月英在广州小北路小石街租了两间小屋居住，又在父亲的帮助下购买了一些黄金首饰，将自己打扮成有钱人家的阔小姐，以方便开展秘密工作。恰在这时，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叔父宋采亮回到了广州，叔父也是进步人士，就这样，连同宋维静的姑母，五口人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家庭”，给她们进行地下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他们在家里为省委机关主办的《红星报》撰稿、印刷，再把印好的小报秘密地按接头时间、地点、暗号交给前来接头的同志，再由他们散发出去。后来，这间小屋成了广州共产党和团组织的一个隐秘的联络站，党和团组织在这里成功地召开了多次革命会议。为了多办几份小报，动员工人群众起来和国民党当局展开斗争，宋维静和父亲共同筹措资金，又办起了《手锤凿》和《工农兵》两份小报。这两份小报以报道工农革命斗争新消息、传播革命道理、指导广州工农革命斗争为主题，很受工农群众欢迎。宋维静负责其印刷和密送工作，两份小报隔天出版一次，开始印刷2000份，后来增加至5000份，为党的宣传起到了弥足轻重的作用。

  共产党小报和传单的出现，引起敌人高度的警觉和更疯狂的镇压，凡是他们认为可疑的地方，立刻便会遭到查抄。1928年5月27日下午一点多钟，小石街的八号小屋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屋里的宋维静立刻警觉起来，她飞快藏好印刷机和印制品，装作生病的样子躺在床上。姑母打开房门，几名国民党宪兵便冲进房中到处乱搜，忽然，一名宪兵搜出了宋采亮从北京带回来的高档西装和一万多元现金，便冲着宋采亮喊道：“你就是共产党，跟我们走一趟。”不问青红皂白地把宋维静的叔叔宋采亮连人带钱地带走了。

  姐姐宋维真由于外出密送报纸躲过一劫，瘦弱的宋维静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但敌人的来袭意味着这个地点已经暴露，宋维静立即向组织汇报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党组织立刻作出指示，要她尽快找到姐姐宋维真，并迅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姐妹俩再次奔赴香港，但不久便传来噩耗，叔父被枪杀，和她一起工作的季步高和吴毅同志也被捕牺牲。痛失亲人和战友的痛苦像钢针一般刺痛宋维静的心，她感到革命形势越来越严峻，与敌人的斗争也越来越残酷了。在此后不足半年的时间里，广州市委曾三次重建，又三次遭到破坏，阮峙恒、李耀先、许潮三位市委书记先后被捕遇难。

  两次被捕 胆识过人巧周旋

  第一次被捕：1930年4月，宋维静和省委的一位男同志装扮成回娘家访亲的新婚夫妇，从香港出发到东江根据地筹集党费。他们很快完成了任务，动身返回。抵达潮安时，他们在一个农户家中歇息。不料当天晚上，反动派挨家挨户搜查红军，宋维静让男同志带上党费从后门刚走，一帮拿着短枪的家伙便闯进了屋里，他们听宋维静不是本地口音，遂以“政治疑犯”为由将其关押。在狱中，宋维静未透露任何有关自己身份的事情，当地监狱将其押解到普宁县城洪阳监狱囚禁。中共广东省委获悉后，通过地下党组织设法将其营救。1931年5月，在阴森潮湿的牢房度过一年后，宋维静获释。出狱后，宋维静来到上海，被安排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支部工作，支部书记是她所熟悉的邓颖超。

  第二次被捕：1933年5月1日，正值“五一”劳动节，上海国民御侮自救会沪东、沪南、沪北各分会分头集会游行。宋维静与沪东分会组织的250多人上午8时25分会集于韬朋路的一片空地上，他们插上旗帜，登高演讲，宣传抗日救国，并散发抗日传单。国民党特务勾结日本巡捕包围了会场，逮捕了集会的爱国群众50多人，宋维静再次被捕。她先是被羁押于松藩路28号巡捕房，后又被押解到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受审。第一次一年的牢狱生活，宋维静学会了如何和敌人周旋。她自称名叫宋浩芳，因路经会场被捕，实属无辜。法官反复盘问，始终没得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只得于5月23日宣判宋维静无罪释放。

  这本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宋维静这次入狱，没等党组织营救，只用了23天便无罪释放，这在党内的一些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致使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有人对她这一历史“疑点”进行反复审查。直到后来在敌伪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尘封多年的法庭审讯记录，宋维静的沉冤才被彻底澄清。

  推事问：宋浩芳，你是会员吗？

  宋浩芳答：我不是会员，我是帮忙抄写的。

  问：你在五月一日开会被捕的？

  答：我们出发到西门去并未开会。

  问：传单是陆金虎带的么？

  答：不知道。

  问：你不是开会演说吗？

  答：没有。

  问：你还叫人打包探的？

  答：我们受过教育的人何致打人呢？

  问：你在何处读书的？

  答：我刚在文华中学毕业，因尚未考到大学，所以暂在御侮会帮两天忙。

  问：包探说你走过时叫打的？

  答：包探以为我们穿衣特别，好像领袖，其实不是的。

  问：你有叫人打包探么？

  答：没有。

  问：你要是共产党可以自首免罪的。

  答：实在不是。

  问：赵映华、张俊华是共产党么？

  答：以前并不认得，这两天才认得，不知道。

  这次与宋维静同时被捕的还有徐向前的夫人黄杰，她也曾在组织调查时为宋维静作证：宋维静1933年5月在上海英租界沪东区，参加纪念“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而被捕。在狱中宋维静的表现很好，没有变节、自首行为。正因如此，在阴森恐怖的监狱里，宋维静以过人的胆识从容应对，既保守了党的秘密，又保护了自己。

  革命伴侣 患难与共结情缘

  宋维静是在上海结识温健公的。1930年11月7日，青年共产党员温健公在上海因宣传抗日被逮捕，以“破坏睦邻关系罪”被判刑两年半，拘押在龙华监狱。受党组织的委托，宋维静以温健公表妹的身份去探监。第一次会面，温健公给她的印象十分深刻，高挑的身材，清秀的五官。残酷的监狱生活使他脸色显得十分苍白，但他仍然那样乐观开朗。虽是初次相识，健公却像老熟人一样，一口一个“表妹”地打招呼。他们机智默契的配合，弄得狱警真以为是那么回事儿。这以后，宋维静常常带药品、食物去探监，健公对她的关怀备至十分感激，更佩服这位素昧平生的女子冒险来探监的勇气和胆量。健公的坦荡胸怀、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渊博的学识也在宋维静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健公同监的中共党员罗尔纲正是宋维静广东省立第一中学的老师，他向健公介绍了自己这位学生的经历。温健公得知宋维静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广州起义的巾帼英雄时，心灵为之一震，由感激变成爱慕。几个月的来来往往，两个年轻人已经心心相印了。温健公出狱后，1933年6月，他们在上海虹口四川北路友人丘哲的家中举办了俭朴的婚礼。

  温健公的堂侄温盛湘回忆说，当年，宋维静和同在中共中央特科的温健公在山西的阎锡山处做统战工作。1938年12月，在日军飞机的一次轰炸中，温健公不幸牺牲，当时社会上只知道温健公是进步教授，却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在料理后事时，宋维静向组织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公布温健公的真实身份，但出于统战工作需要，组织上并未批准。

  1958年，中央组织部将温健公同志的遗骸由吉县迁葬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时，刘少奇专门指示江西景德镇瓷器厂根据温健公同志遗像为其制作瓷塑像。迁葬时，宋维静取出健公颅骨内的弹片留作永久的纪念，可惜这块弹片在“文革”时期因造反派抄家被弄丢了。

  “曾经沧海难为水”，丈夫是宋维静永远的怀念。1938年温健公牺牲，这一年宋维静才28岁，尽管此后有几次机会可以再婚，但宋维静都放弃了，直到她去世，整整64年，她唯一眷恋的永远是在革命时期生死与共的丈夫温健公。

  深入虎穴 情报生涯多艰险

  1935年，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在日、蒋、共三方之间左右逢源，他采取了“抗日和日”“联共反共”“拥蒋反蒋”的应对方式，称自己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中共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从事情报和保卫工作的专门组织）派遣宋维静的丈夫温健公与张有渔、邢西萍三人组成“对阎工作小组”，宋维静随后也加入进去。不久，对阎工作小组的徐冰和张友渔两位同志先后调走，全部的工作由他们夫妇二人负责，丈夫就是她的直接领导。在这段岁月里，上层活动的开展，情报的收集和传递，两人机智果断，配合默契，在敌营里工作得有声有色。他们的工作受到延安中央情报部的肯定。李克农同志曾经赞许地对宋维静说：“你和老温这个夫妻店开得不错嘛！”

  当时，宋维静深知阎锡山请他们来只是想以此作为与蒋介石和日本人斡旋的筹码，自己仍可能随时陷入险境，而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隐藏真实身份。1936年阎锡山成立“自强救国同志会”，宋维静被委任为该会的妇委委员，借此她与山西妇女界有了广泛的接触，为开展统战工作、打通阎锡山周围一批“干将”提供了便利。温健公也加入该会，并与阎锡山的亲信合作办起了河北省民众教育学校，担任该校秘书长。1938年12月，温健公给二战区随营总校学生上课途中，遭遇日军飞机轰炸殉难。

  1939年春，太原绥靖公署政治部属下的民族革命通讯社拟在桂林设立分局，在政治部地下党员杜任之等人极力推荐下，阎锡山派遣宋维静前往桂林。

  宋维静离开山西后并没有直奔广西，而是绕道重庆，向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指示宋维静到桂林即与李克农联系，协助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谈话完毕时，周恩来打量着宋维静的着装说：“小宋呀，你这身衣服和鞋也该换换了嘛，这样上路会引起人家怀疑的。”说着将自己的50元津贴费塞到宋维静手中。此时，宋维静望着周恩来副主席慈祥亲切的目光，泪如泉涌，哽咽着接过了钱。

  健公同志殉难后，山西各界对宋维静以各种形式表示慰问，特务头子康泽得知宋维静要回广东探望儿子，也特派人送上了500块大洋和特别通行证。其实，宋维静此行回粤是奉党组织之命到南方局执行特殊任务和送机密文件的，她把钱退给康泽，留下特别通行证以保证党的机密文件在途中的安全。她怎能要康泽的钱呢？她觉得这是对健公烈士英灵的玷污，同时也是党的纪律不允许的。钱一退还，她便携着手枪匆匆上路。许多民主人士知道这事后赞扬说，这个女人不简单，很刚强，丈夫死了，也不接受不义之财。

  1939年冬，阎锡山摒弃中立策略，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晋西事变”的消息传来后，考虑到宋维静并没有暴露身份，组织上决定让她冒险再次回到太原，仍到阎的身边开展统战和情报工作。

  赶回山西，宋维静的突然出现令阎锡山大感意外，宋维静平时坚决抗日，与薄一波、牛荫冠等共产党员有联系的事已令他生疑。阎锡山狡黠地盯着宋维静问：“你怎么回来了？”宋维静坦然答道：“山西就是我的家，是你把我派到桂林的，现在山西出了那么大的事，我能不回来看看吗？”

  阎锡山知道宋维静的丈夫温健公为抗战事业献出了生命，在军民中有很高的声望，不好贸然下逐客令，便任命宋维静为没有实权的二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上校视导专员。宋维静借此潜伏下来，继续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及时为党提供阎锡山内部政要的动态和日军的军事情况。

  受尽屈辱 忠贞不二韧且坚

  宋维静曾经两次蹲过敌人的牢房。前文所述，１９３０年４月，为送一笔党费被国民党反动派投入监狱一年多。１９３３年５月１日，在一次宣传抗日的集会中，宋维静再次被捕。出狱后，她首先做的事就是要求恢复组织关系。

  宋维静还曾两次蹲过自己人的牢房。１９４２至１９４３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她被错误关押；“文革”期间，时任河南省农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的宋维静被诬蔑为“特务”，又遭关押。

  1941年1月，党组织把宋维静调回延安，随后延安开始“整风运动”。宋维静因在阎锡山手下担任过“重要职务”，与特务头子康泽有过联系，两次被国民党逮捕都被“释放”，因此被怀疑是“特务”身份。尤其是“胡宗南特务头子请她吃了顿饭，还给了100块银元”这件事，更是被人揪住不放，有人竟据此断言：“宋维静如果不是特务，砍我脑袋！”

  宋维静坚持自己“即使是特务，也是共产党的特务”的说法，结果被关押在破窑洞里，逼着她写“坦白交代”材料。一天晚上，她越想越气，就一把火把自己所居住的“反省”的小窑洞烧掉了，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审干期间，与宋维静在同一支部的朱春和向周恩来汇报此事，周恩来说：“这人不错，没什么问题，是党派她去做统战工作的。”最终，周恩来的证明为宋维静摘掉了“国民党特务”的帽子。1945年8月，中央组织部对宋维静的“历史问题”给出公正评价：宋维静同志转入特科工作后，一直未脱离工作与领导人关系，宋同志与阎锡山、康泽等人的关系，是党令温、宋去工作时发生的……在那场狂风恶浪的十年动乱中，宋维静再次被诬陷为“国民党特务”，受尽了从人格、精神到肉体的凌辱，长时间被关押、一次次被批斗强迫她“坦白交代狗特务”问题，一向沉默的她愤怒地喊道：“我不是狗特务，而是共产党的红色特务。”但招来的却是拳打脚踢。

  1968年10月，侄儿、侄女宋汉基、宋汉珠兄妹相继来到宋维静身边，但遍体鳞伤的宋维静还要接待一批批来自北京及全国各地的外调人员，要回答各种问题。俩兄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二姑妈一直坚持实话实说，没有违心污蔑他人。”宋维静此时已没法正常行走，却仍时常被押去参加批斗大会。宋汉珠就用旧木箱子制作了一辆简陋的车子，载着姑妈往来于批斗会现场。有一天，宋汉珠患重感冒，宋维静见状想写一张请假条，希望请假几天。由于野蛮批斗造成了她的胳膊受伤，请假条短短的几行字，她却写了好一阵子，字迹笔画歪歪扭扭，一看就知道是带着伤痛写下的。

  党员本色 纯朴为民好典范

  1964年9月，宋维静从北京下放到河南省中牟县东漳公社孙拔庄大队参加“四清”工作。当时，宋维静同志54岁，她与80多名“四清”工作队员分别居住在农民家里，白天和农民一起到田里参加劳动，收工回家后和农民边吃饭边聊天儿，无论男女老少都称她为“老宋”。不到一个月时间，她对大队、生产队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对待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古文学（驻队脱产干部）、黄万岭（大队副队长）她显得很有耐心，叫到住处谈心时又是递烟又是让茶，劝导他们对于自己多吃多占的问题要主动检查、彻底退赔，帮助他们取得群众的谅解后，继续担任大队的领导工作。她看到农民白天在田间干活，晚上还要推石磨面，非常辛苦，便亲自写信给农机部农具改良局，用自己的钱给生产队购买了电动小钢磨，把广大社员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在黄河滩上，她看到大风到来时飞沙走石，把农民辛苦耕种的麦苗一扫而光，非常心疼，就和专业人员一起研究制定种植防风固沙林带计划，并自己掏钱订购树苗。看到身边老人多病、孩子较多的同志，她就将自己的钱借给他们用，等人家还钱时才知道借她的钱是不用还的。

  “四清”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归结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部分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但在宋维静所蹲点的孙拔庄大队，对干部的处理就显得比较公正客观。宋维静在孙拔庄大队工作生活了一年，她给当地群众、基层干部和工作队员留下的是情同手足的情谊和挥之不去的怀念。

  2012年春，在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见到了副省级干部宋维静1956年预写的遗嘱复印件：“百年之后遗体供医院解剖，凡能供给活人用的东西，如眼角膜等献出；不开追悼会不发讣告，把骨灰埋在一棵树下，继续为人民服务。身外物全部交党费……”宋维静的一生，是对党、对人民忠诚的一生。她的一生意气风发，为党工作不惜牺牲生命；历尽磨难，强忍失去亲人的悲痛；惨遭诬陷，经受巨大的打击和凌辱……不管如何，她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信念始终不曾动摇，即使到了人生尽头，她还嘱咐要捐献遗体，继续为人民服务。

  坦荡赤子心，无言写忠诚。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本色和情怀！

  民族大义 相逢一笑泯恩仇

  1965年7月，宋维静接到通知，让她回北京汇报工作，后来她才知道，这次北京之行是为欢迎李宗仁海外归来而特意安排的。当她知道中央安排让她参加接见李宗仁的活动时，好一阵子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心想不就是那个大军阀吗？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军阀，在宁汉战争、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内战中给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在大革命失败后，是他命令广西部队大肆残杀工农群众，桂系军阀是罪恶累累的反共先锋。广州起义失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疯狂反扑，广州街头布满了起义者的尸首，在那次失利中，她失去了4个亲人，包括亲如生父的叔叔和年仅14岁的弟弟。于是，她向组织提出回避与李宗仁见面的请求，但这个请求被组织上拒绝了。刘少奇同志严肃地指出：“共产党员是不记私仇的。”她顿时幡然醒悟：是的，共产党员是不记私仇的，不然我们党不会有今天，国家不会有今天，民族也不会有今天!

  几十年后，她还清楚地记得那个令人激动不已的场面：1965年7月20日上午，北京机场，周恩来总理率彭真、郭沫若、贺龙、陈毅、罗瑞卿、徐冰、高崇民、许德珩、叶剑英、傅作义、蔡廷锴、溥仪、王昆仑、朱蕴山、卢汉、刘仲容、邵力子、黄绍竑、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及他们的夫人一早来到机场，将与一位历史性的人物见面。

  接近11时，飞机轰鸣着向跑道上滑落，不一会儿就在停机坪上停了下来。周恩来总理带领欢迎人群向飞机走去。机舱门打开了，一位70多岁的老者出现在舱门口，他中等身材，言行举止仍保留着军人的姿态。他就是李宗仁先生。

  李宗仁站在机舱口，一眼就认出了周恩来总理和郭沫若、贺龙、叶剑英等人。北伐途次、八年抗战及重庆谈判时，大家一起共商国事，那该是多么让人振奋、留恋的岁月啊！可惜国民党不识时务地发动了内战，导致生灵涂炭，最后被人民打败。李宗仁在人群中发现了杜聿明、宋希濂等人，啊，他们也都来了！想起他们的战败被俘，自己也有责任，现在是认输的时候了。他向人们笑着挥手致意，快步从舷梯上走下来。周恩来总理向前紧走一步，握住李宗仁的手说：“德邻先生，我代表祖国欢迎你回国定居。”李宗仁激动地说：“周部长，啊——不，周总理，感谢政府对我的关怀！这位是我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周恩来和郭德洁女士握手，告诉她说：“你身体有病，要注意节劳，我已经在北京医院为您安排了病房。明天，你和德邻先生去检查一下身体。”郭德洁致谢说：“还在抗战时期，我就知道你是体贴人。20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心细。”周恩来陪着李宗仁夫妇依次和大家见面，并笑着说：“德邻先生，是不是还要我给你介绍一下？”李宗仁摇摇头说：“不要，都是老朋友了。啊，贺龙先生，还记得北伐途次的武昌战役吗？剑英先生，当年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幸亏你机智果断，率卫队营救出了中山先生。这不是沫若吗？我记得台儿庄战役后，你带队来慰问我，我还送你一张照片呢。”郭沫若说：“怎么不记得啊！台儿庄战役后，你在台儿庄车站的站牌下面，身着戎装，照相留念。我去慰问你时，你送我一张照片，我还在《洪波曲》中专门写了这件事呢。”大家回忆往事，不禁哈哈大笑，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周恩来对李宗仁说：“德邻先生，这里有一位朋友，你恐怕不太熟悉，我给你介绍一下。”说着拉着李宗仁的手说：“这位就是溥仪先生。”啊，是末代皇帝！李宗仁紧紧地拉住溥仪的手，连连说道：“不错不错，和《我的前半生》中的照片一模一样。溥仪先生，我们都当过你的子民呢。”溥仪笑着说：“我今年59岁了，对于过去的一切，我是认罪了。现在我真正成了一个自由公民，越活越年轻了。”李宗仁说：“你认罪，我认输，天下大势已定，我们国民党人和海外爱国人士应该本着认输的精神让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建国。我在美国读了你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对我很有启发。”溥仪说：“你认输，我认罪，都很好。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国人民的胜利，祖国的胜利，也是我和德邻先生后半生的胜利。”

  许多年以后，宋维静每每回忆起这次作为全国政协特邀代表，亲历了欢迎李宗仁归来的系列活动，都会情不自禁地说：“我们党胸怀博大啊！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一九八八年十月，作者与宋维静同志在三门峡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