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秋天的一个夜晚，我刚睡下，手机响了，大侄子从老家塬上传来消息，说家里的地坑院塌了。

  侄子的新房距地坑院不远，他说天黑时听到“嗵”的一声闷响，就跑过去看，原来是家里地坑院的南边全塌了下去。我还是习惯地问了一句“咋能塌了呢？”随即就觉得我问的有些多余。地坑院自老母亲过世后，再无人居住，崖上荒草过膝，加之阴雨连绵……

  打记事时，大哥结婚后住在老院，我和父母姐弟就租住在别人的地坑院里，两孔窑，一孔窑洞大敞着口，放着杂物，只有在天暖和时，支个床便成了我独享的卧室。住处的窘迫，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父母常常熬煎得睡不着觉，有属于自己的窑洞，便成了全家人的梦想。

  1966年，我家终于赶上了当地公社最后一次地坑院审批的末班车，在村东邻地边批了一座院子的地基。院子批下后，父亲就请先生方院，然后划线、栽桩、挖土，一家三代全力以赴倾注于这项安居工程。那些日子，我们全家除了在生产队出工外，其他时间都在开挖地坑院。亲戚邻居也过来帮忙，侄儿侄女们下学或星期天都会来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干活期间，父亲除了抽几袋烟，从没有闲过，刨土、担土……即使有病，也要到院里看着大家干活。老母亲掂着一双小脚一天几趟往工地送水。我们兄弟几个在大哥带领下，一下工就在地坑院忙活，刨挖、绞土、打窑，累并快乐着。

  待两孔窑挖好，我们便急切地将家搬了进去。随着窑洞的陆续开挖，一大家人也都有了安居之地。后来，随着我和弟弟及三个侄子相继结婚成家，地坑院里越发红火，鼎盛时期有近30口人，院里还养了十几只鸡、几十只兔子和一条狗。每天母鸡抱蛋后的“咯咯咯”，大黄狗闻听有人下院的“汪汪汪”，还有婴儿不时“咯哇咯哇”地啼哭……热闹非凡。在这个不大的院子里，哪家两口子斗嘴了或训斥孩子了，都听得清清楚楚。而或哪家来了客人，其他家人也会去帮忙做饭。遇到集会，或有人出门回娘家，几家人就轮换着照看门户或哄抱孩子。一家炒菜满院飘香，哪家做了好吃的或是炸个“小鬼腿”什么的，每家都要送点品尝，至于忙天收割、打场互帮，更是平常事儿。

  我家的地坑院在村边，挨着庄稼地，我常坐在门洞口的石墩上，静静地望着瓦蓝瓦蓝的天空和那如油彩涂抹的田野浮想，而或听着近处麦子“砰砰叭叭”的拔节声，不远处青蛙此起彼伏的鸣叫和不绝于耳的“哞哞”声和“咩咩”声，还有那喜鹊、布谷、麻雀以及叫不上名字的鸟语，有些心旷神怡。

  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哥、我和几个侄子先后走出了地坑院，或到学校工作，或被招到工厂、矿山做工，地坑院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只有到过年时，全家人才能自觉地聚集到地坑院。冬天时，有地坑院的村庄显得静谧安祥，丝毫感觉不到严寒，尤其是过年，大家打扫卫生、贴窗花、炸面食、添置新衣、买红纸写春联、响鞭炮，每一家都忙得不亦乐乎。春节一大早，一家人要先向老人磕头作揖，然后成群结队出院去向自己家族的长者拜年。孩子们穿戴着新衣新帽，手里捏着数目不多但红红绿绿的钞票相互炫耀，姑娘媳妇们则结伴相随，嘻嘻哈哈地上崖到张三或李四家看新媳妇儿。

  我和两个女儿都是在地坑院出生的，不管走多远，那土里土气的窑洞、土坑，门洞的那眼水井和拐着把儿的辘轳，还有那鸡叫和狗跳，都时常牵动着我对地坑院的眷恋和怀念。

  任邻居们怎样劝，老母亲就是不愿随儿女到城里生活，她的理由很多：“城里到处是楼房，摸不着门。”“城里太急人，哪有咱院里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城里太热，哪有咱这窑洞美，一进门瓦凉瓦凉的。”“城里天天买菜，哪像咱到地里拽一把野菜就够吃一顿”……地坑院在她眼里是世上最完美的家。

  而今，我也已步入了老年人行列，和母亲当年的想法慢慢贴近起来，多日不回家看看似乎就少点什么。进村了，朦胧的地坑院掩映在一片艳丽的晚霞中，地坑院的炊烟萦绕在满是树木的场边，看着劳作一天的庄稼人大声吆喝着卸了辕，赶着撤了犁的牲口，慢悠悠消失在地坑院里，听着大人呼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喊声，闻着空中散发出的撩人的饭香味儿，刹时充满了温馨，便急急加快了脚步，向地坑院奔去。

  我家的地坑院虽然塌了，但它留给我的记忆却永远不会消失，永远那么鲜明、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