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我国著名翻译家、散文家、教育家曹靖华（1978年摄），画面右侧是其珍藏的一尊鲁迅雕像。 （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 者 按

    近年，鲁迅的作品在中学课本中多次被删减，每次都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反响和热议，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是据理力争。本文的作者通过讲述《鲁迅先生的故事》付之东流的前前后后，表达了内心对鲁迅作品被删减的忧虑。

    本文的作者曹彭龄，笔名彭龄，三门峡市卢氏县人，驻外武官，少将军衔，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乃我国著名翻译家、散文家、教育家曹靖华之子。章谊，曹彭龄之妻，外交官，曾任新华社驻黎巴嫩分社社长兼首席记者、新华社国际部译审。

    作者在文中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46年，当时是鲁迅先生逝世10周年纪念，上海等地都在筹备举行纪念活动，因此，作者的父亲曹靖华支持中苏文化协会的同事潘德枫仿效苏联作家左琴科的《列宁的故事》，将鲁迅先生的生平史实编写成生动活泼、浅显易懂的小故事并集纳成册，供少年儿童阅读，但最终因战事影响未能如愿。作者对此感到十分遗憾，并通过讲述这个故事表达了内心对鲁迅作品被删减的担忧：“这样下去，再过些年，若问起鲁迅是谁，怕年轻人大都答不上来了。”

    事实上，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其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早已深刻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因此，作者在文末发出呼吁，希望众多的鲁迅研究者中有人能完成《鲁迅先生的故事》，让一代又一代人能知道鲁迅、了解鲁迅、记住鲁迅。

    （一）

    2014年3月21日出版的《文艺报》刊登了葛涛先生的《未名社成员七封集外书信考释》一文，其中有一封父亲曹靖华1946年9月18日写给鲁迅夫人许广平先生的信，信中提到潘德枫先生拟学习苏联作家左琴科所撰写的《列宁的故事》，将鲁迅先生的生平史实撰写成系列短篇故事。父亲在信中称这件事“在中国可为创举”。

    信中提到的潘德枫先生，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即与父亲同在中苏文化协会共事，抗战胜利后又随协会由重庆迁到南京，故父亲在信中称之为“中苏文协老同事”。协会迁到南京后，我们全家住在协会，这时才认识了潘先生，他当时在协会从事《中苏文化》刊物的校对、出版、发行等工作，解放后在中苏友协与对外文委担任的也是文化服务部和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行政职务，未曾听说有何著述。潘先生较父亲年轻十来岁，根据父亲一贯鼓励、提携年轻人的做法，我们相信，当他得知潘先生欲仿效苏联作家左琴科的《列宁的故事》，依据鲁迅先生生平史实，编撰一本《鲁迅先生的故事》时，一定会热情鼓励他去大胆尝试，并向许广平先生推介的。然而遗憾的是，随后内战全面爆发，蒋介石公然宣称“3至6个月内铲除共党”，在美国支持下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同时胁迫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处撤离南京，在国统区厉行白色恐怖。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协会经常接到恐吓信件、电话，协会四周到处是特务或其眼线，日常工作早已无法进行，编撰《鲁迅先生的故事》这样的良好意愿无奈付之东流。

    （二）

    父亲这封信中提到了左琴科的《列宁的故事》，引起我们诸多回忆。

    米哈伊尔·米哈伊诺维奇·左琴科是苏联著名幽默讽刺作家，1895年8月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做过军人、鞋匠、电话接线员、文书，1921年开始文学创作，曾是彼得堡“谢拉皮翁兄弟”文学社团的成员。其作品体裁多样，有小品、杂文、剧作、小说、儿童故事、纪实文学等，尤以短篇小说见长，如《狗鼻子》《澡堂》《贵妇人》《蓝书》等。他承袭了果戈理、契诃夫讽刺、幽默的写作传统，善于从日常琐事中摄取素材，用百姓口头常说的机智、平和又俏皮的语言，对社会上的庸俗习气、官僚作风与市侩心理予以嘲讽，其作品对涤荡当时社会上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弊病有着积极的意义，曾受到高尔基的赞扬。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曾将他与肖洛霍夫和费定并提，认为他们都是“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因作品取得的良好社会效果，1939年，左琴科被苏联政府授予红旗勋章。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43年，左琴科的长篇小说《日出之前》前半部发表后，遭到猛烈批判，这是他始料不及的。1946年，他的揭示战时现实生活中种种弊端的短篇小说《猴子的奇遇》一发表，更是捅破了天，立即受到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的痛斥，说其作品是“野兽般仇恨苏维埃制度的有毒的作品”。这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左琴科的死刑，他被开除作家协会，停发稿酬，甚至吊销食品供应证，生活都成了问题。从此，左琴科在文坛上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50年代“解冻时期”后，其过去未发表的作品才陆续出版，但这时他已重病缠身，无法再提笔写作了。1958年7月，左琴科病逝，他因之蒙难的那部长篇小说《日出之前》上下册，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得以面世。

    （三）

    左琴科不仅是以幽默、讽刺见长的著名作家，也是苏联儿童文学的倡导者与奠基人之一。他早年为初学写作的工人通讯员做的《我的创作经验》的报告中，主张作家必须学会写广大群众能看懂的作品，要写得明了、简短和尽可能质朴，引起与提高群众对文学的兴趣。他在1939年前后根据史料创作的《列宁的故事》，正是“用严肃的态度、朴实的语言、轻松明快的儿童文学的形式，质朴而自然地塑造了列宁的伟大形象，不单是儿童，成人读来也觉趣味盎然（见曹靖华1942年撰写的《〈列宁的故事〉新版前记》）”。

    父亲正是《列宁的故事》的中文译者。抗日战争期间，父亲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安排，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主编苏联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文学作品。当他看到苏联报刊上发表的左琴科写的《列宁的故事》，觉得文字明快、简短、质朴，便随手译出，发表在《中苏文化》《新华日报》《文艺阵地》等报刊上，并于1942年春，由重庆生活书店结集出版了第一版《列宁的故事》。父亲将这些译稿带回家，那时彭龄只有四五岁，这些有关列宁的小故事自然成了彭龄的启蒙教材。单行本《列宁的故事》出版后，更成了彭龄须臾不离的伙伴，不仅从中认识了许多字，还学到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与道理。

    当年在重庆，这本书颇受读者欢迎，我们由此推测，潘德枫先生在重庆与父亲共事时就看过这本书，并受它的启发，萌发了编撰《鲁迅先生的故事》的念头。到南京后，他得知父亲经常去上海和戈宝权、叶以群及三联书店等出版单位商议苏联文艺丛书的翻译与出版事宜，而且每次总要去看望许广平先生，便向父亲提出尝试编撰《鲁迅先生的故事》的愿望，并想得到许广平先生和父亲的支持与协助，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当年，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驻渝联络处的同志自重庆回延安公干时，带去的图书与刊物中也有左琴科的《列宁的故事》，《未名社成员七封集外书信考释》一文中提及的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6年出版的《列宁的故事》，也正是依据重庆版的这本书编辑或翻印的。这本书解放前后多次再版，我们手头最新的版本就是198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叶君健、严文井、陈伯吹、高士其、冰心等著名翻译家、儿童文学家、科普作家担任顾问的《小学生文库》编委会编辑的，出版时，父亲又特意根据苏联作家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左琴科中短篇小说选》将译文作了修订。父亲在《新版后记》中写道：“当年在苏联有许多作者依据同样的史实，写了不同的少年读物。而关于列宁的故事，在写法上，我以为左琴科的手笔是比较高明的。同样的史实，而艺术手腕之高明与否，对读者的感染力是大不相同的。希望读者不仅从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品德方面得到教益，且从文章的结构、表达上，也能得到一些启示……”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多是通过中小学语文课本上选的《一件小事》《药》《故乡》《秋夜》《狂人日记》《藤野先生》《祥林嫂》《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等鲁迅先生的著作，以及语文老师授课时讲述的背景材料，认识鲁迅先生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近年，随着中小学语文课本一次次修订，鲁迅先生的文章被一次次删削，以致不少人忧虑：这样下去，再过些年，若问起鲁迅是谁，怕年轻人大都答不上来了。这或许是杞人忧天，但我们想，当年潘德枫先生想以左琴科的《列宁的故事》为蓝本，尝试编撰一本《鲁迅先生的故事》，由于时局突变等原因未能实现，虽是憾事，但这一设想的本身还是可取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国众多鲁迅研究者中，倘哪位愿效仿左琴科编撰《列宁的故事》的手法，依据鲁迅先生生平史实，“用严肃的态度，朴实的语言，轻松明快的儿童文学的形式”来讲述鲁迅先生的故事，让更多的孩子通过一个个晓畅、生动、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了解到鲁迅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同样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