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理论和学术经典的阅读（下）

  按照恩格斯说的那三条，最难的是第三条“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工作自由已不必说，而养老一项，难在怎样既保证老人生活舒服，又精神自由，还能减轻年轻人的负担。蒋巷村却有办法。全村55岁以上老人200个，按说各家都有别墅小楼，住房宽裕，三世同堂，足可养老。但村里又另盖200套老人公寓。平房庭院式，花木葱茏，阳光明媚。分单身居和夫妻居两种，面积不同。室内厨、卫、寝、厅，一应俱全。老人如愿与子女合住，则住；不愿即可搬来公寓自住。免去了许多因“代沟”所引起的习惯不合与情感磨擦。分而不裂，和而不同，亲情不减。“每个人的自由都是对方自由的条件。”

  蒋巷村的现状当然不是共产主义，但它肯定是人们追求理想征途上的一小步。共产主义理论一产生就是一个在欧洲大陆上“游荡的幽灵”。160多年后，它漂到中国的江南水乡，与这里从800年前漂过来的、辛弃疾词里所表达的那个天人合一、老少同乐、物我一体的乡土基因相结合，成了现在的这个新版本，蒋巷村版（现代中国还有其他版本，如华西村版、南街村版、大寨村版，含意各有不同）。

  “在蒋巷村我又重读了一遍共产主义的猜想，也读出了一点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

  蒋巷村，本是一个普通的江南水乡的富裕典型，可以写成一般的新闻通讯、游记散文，但是我这里调动了过去对马恩经典的阅读，将江南美景、新村变化、数字事实和传统的小康观念，用“共产主义猜想”这个主题来统领，开辟了一个新的理性高度和审美角度。

  “典”当然主要是指经典的原理。但是典型的人和事，甚至经典的句式都可以拿来引用、翻用以增加文章的力度和情趣了。比如我们年年喊反形式主义，就是反不掉，某地开人大会，领导炫才，工作报告居然是一首6000字的五言诗。我写了一篇评论《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结尾时说：“这确如马克思所说，是‘惊险的一跃’，如果跳跃不成功，那摔坏的一定不是形式，而是形式的拥有者。”马克思的原意是，从商品到货币的过程是“惊险的一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所有者。

  顺便再说一下对其他经典的阅读使用。前面讲过经典的作用是它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可以指导工作。我在阅读中，总注意寻找那些可以指导写作的理论依据。这里举两个例子。

  在1983年前后因对杨朔散文的阅读，产生了疑问，这涉及形式美的问题，便去读美学方面的文字，最主要的有黑格尔的《美学》，并作了详细笔记。那真是一本很难啃的书。我从中只学到一点精髓，就是把握好三个关系：

  第一，人与审美对象的关系。黑格尔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概括为三种，一是消耗、破坏它，换取自身的生存，是一种消费关系；二是研究它，并不破坏，是思考关系；三是欣赏它，保持距离，是审美关系。就是说，你把对象破坏了不美，研究得很透了也不美，有距离才美。

  第二，把握事物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形式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即审美价值。既不能让形式妨害内容，也不能降低审美价值，“把它降为一种仅供娱乐的单纯的游戏”。

  第三，把握审美的作用，即艺术对人的作用。人是由动物变来的，难免有动物性的粗俗的一面。黑的原话是：“人们常爱说：人应与自然契合一体。但就它的抽象意义来说，这种契合一体只是粗野性和野蛮性，而艺术替人们把这契合一体拆开，这样，它就用慈祥的手替人解去自然的束缚。”就是说艺术创作不能粗制滥造，不能媚俗，而承担着净化人的心灵的责任。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审美原理，就像自然科学中的牛顿力学原理，用它可以解答艺术、创作、欣赏、文艺批评中一些常见的疑问。比如经常困扰我们的，引起读者不满、家长担忧的作品低俗的问题。2010年媒体开展这方面的讨论，我曾写了一文《怎样区分低俗、通俗和高雅》：

  就是说人面对一物会有三念：占有的欲望、冷静的思考和愉悦的欣赏，就看你选择哪一种。这三种念头第一种源于人的动物性、物质性，可称为“俗”；第三种体现人的精神存在，可称为“雅”。俗与雅之间还有一个过渡地带，这就是“通俗”。（《人民日报》2010年8月19日)

  小说、影视作品中最难处理的“性题材”问题，根子也在这里。作者的着眼点，是刺激读者的动物性的原始性欲，还是启发他的审美，这也是《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区别。一个美女在色狼眼里是满足性欲的消费对象，在医生眼里是思考救治的对象，在画家眼里是线条、韵律的美感。人身上动物性与人性共存，就如人体内癌细胞与好细胞共存一样。同样是一张裸体画，在一流画家手里是高雅的美，在三流画家手里是粗俗。人的阅读需求从低到高、从物质到精神层面共有6种，分别是信息、刺激、娱乐、知识、审美和思想的阅读需求。这就看作家、艺术家怎样去激发读者的不同需求，是用“慈祥的手”替人拆开“契合一体的粗野性和野蛮性”，还是用“罪恶的手”诱导他回归动物性。反映在作品上的不同就是高雅、低俗和通俗。

  经典作品里总是有原理体现。马恩作品里有一般社会原理、哲学原理；毛泽东作品里有中国社会的政治原理；黑格尔的作品里有美学原理。哪怕每一个小的学术分支，只要它够得上经典，就必然会揭示出某一部分的原理，或者可以说，只有含有一定原理的作品才能够得上是经典作品。这也反过来说明，阅读，不管读哪一类作品，一定要读经典，这样你收获的就不只是粮食，而是种子；不只是几条鱼，还有渔具、渔法。当然再经典的作品也只能作为客观的阅读对象而存在，要收到好的阅读效果，还得发挥阅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利用这颗种子，种出一棵属于自己的树。

  修辞学是一个很小的、专业的学术分支，但是写文章的人不可不读。1968年“文革”后期，我大学毕业后有一年的时间在内蒙古农村劳动锻炼。正苦于无书可读时，在灶台上见到一本已经撕破书皮的陈望道先生著的《修辞学发凡》。陈是个老革命家，中国第一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当年与陈独秀一起做建党工作，脾气不合，就去做学问，又成了中国研究修辞第一人。修辞学很专，我也无心专攻这一行，但我读后从中悟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新闻与文学的区别。这再次说明经典的理性光芒。其实我读这本书时还没有做新闻工作，这本书里也没有新闻二字。等到我后来当记者，再后来到新闻出版署从事管理工作，新闻界总有一个摆不脱的阴影，就是有人建议“消息散文化”，一时在新闻界形成潮流，好像这是写好新闻稿的出路。为此《新闻出版报》开展了半年的讨论，多数来稿居然也同意这个观点。讨论结束时报社请我写一篇文章，虽然我是散文作家，但我明确表示消息不能散文化。理由当然有很多条，其中一条是按《修辞学发凡》给出的原理，修辞分两大类：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

  消极修辞主要用在应用、实用类文体，如文件、通告、科学著作、教科书等，典型代表是法律文件、行政公文，要极其客观准确；积极修辞用于文学写作，小说、散文、戏剧，典型代表是诗歌，可以任意想象、浪漫挥洒。消极修辞，注重表达事实，以让人“明白、了解”为目的；积极修辞，注重表达情感，以让人“感染、激动”为目的。消极修辞不是内容表达的消极，而是语言风格的消极，不张扬、不夸张，恰恰是为内容的积极让位，尽量把形式对内容的干扰降低到最小。

  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可以给文字大家族排出如下序列：法律——文件——教材——各种应用文——新闻(以上消极)——(以下积极)报告文学——散文——小说——戏剧——诗歌。可以看出，在这个大序列表中新闻处于消极修辞的末端，靠近积极修辞处，但从性质上讲，它还是属于消极修辞。有了这个序列表，就像有了一张旅店客房指南，或者是化学研究中的元素周期表，物理研究中的光谱图。对号入座一目了然。

  假如我们允许“消息散文化”，那么新闻与文学将没有边界，直接的恶果是假新闻的合法化，是记者天马行空地胡说、煽情。

  这样借用修辞学原理就轻松解开了新闻界这个争论已久的难题。这是理论的力量，经典的力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