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西公学旧址门楣上的一颗五星是红色印记的见证

　　坍塌的老戏楼，紧锁的铁大门，只有门楣上一颗五星是红色印记的见证……这座矗立在渑池县杨村的旧址便是抗战后期党在豫西创办的唯一一所干部学校——豫西公学。当时这所学校为党培养了上千名党政和军事干部，这些干部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诞生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1945年3月，中共豫西二地委、二专署、二军分区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需要，创办了豫西公学。”近日，站在豫西公学旧址前，渑池县党史办副主任上官丛蓉向记者介绍了一些情况。
　　
　　1944年4月，日本军国主义为挽救其侵华败局，孤注一掷，纠集9万余兵力对中原地区发动进攻，妄图打通平汉和粤汉铁路，开辟陆上交通，并以军事打击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当时，国民党40万大军一触即溃，37天丧失20余万兵力，丢掉了郑州、洛阳等38座城池，中原河山沦于敌手。
　　
　　豫西沦陷后，1944年7月25日，党中央发出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指示，相继组织和抽调干部分批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同年11月14日，八路军太岳军区派刘聚奎率领豫西抗日二支队（太岳十八团和五十九团）强渡黄河，抵达新安县境内，开展抗日行动。不久，刘子久、韩钧等率领晋西北八分区六支队来到豫西，与刘聚奎率领的二支队会师，并会见了洛宁中心县委负责人贺崇升。他们在分析了豫西形势后，很快便带领部队粉碎了土顽和日伪势力，打开了局面。
　　
　　“豫西抗日根据地开辟以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急需一批有一定革命理论、军事素养和管理能力的干部。”上官丛蓉说，1945年1月中旬，二地委、二军分区决定将1944年11月中旬刘聚奎在新安黑扒村创办的“随营学校”迁至渑池杨村，扩建为豫西公学。公学内学员最多时有800多人，按军队编制编为4个队，学员过着严格的军队集体生活，政治与军事并重。公学学员来自地方和部队，他们或是成批进校，或陆续吸收，体现了党在战争年代创办学校、培养干部的灵活性。
　　
　　曾经的豫西公学学员、现居住在新疆乌鲁木齐的王绍杰回忆，1945年3月5日，豫西公学在杨村的一座庙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在战争年代，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公学先后多次迁移，既没有固定的校址，更没有像样的教室，教学设备也极为简陋。但学员们因陋就简，以庙宇、民房当教室，自己动手用石头砌起讲台、凳子、课桌，以墙壁作黑板。夏季，晴天就在树荫下或河沟旁露天上课，雨天就搬进庙宇；冬季，学员们挤在窑洞里上大课、听报告。没有课本，就互相传抄，用废纸的反面记笔记；课余时间，抓紧整理笔记、阅读，晚上互相讨论。“虽然公学的学习、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学员们却非常愉快。”王绍杰说。
　　
　　“当时学习的内容以为根据地培养干部为宗旨。”王绍杰回忆，文化课学习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社会发展史》和《哲学基础》，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时事政治等内容；军事课苦练游击战、夜战、攻坚战、反扫荡等战斗技术。
　　
　　当时，公学的物质供给很差，官兵待遇一致，不论是干部还是学员，吃、穿、用都一视同仁，极为简朴。1945年10月，豫西党、政、军都撤到涧北一带，那里连年遭灾，人烟稀少，大队人马集中后，物质根本供不上，冬天连棉衣棉被都没有。夜里，学员们就在地上铺一层白草，睡在上面。吃的是从远处背回来日军喂牲口剩下的发霉高粱。开饭时，五六个人围着一盆菜，大家乐呵呵地说：“天然的野菜吃不完，没骨头的肉顿顿见（高粱发霉生了虫）。”
　　
　　虽然条件艰苦，但只要在一个地方住半个月以上，学员们就会出墙报，组织唱歌，举办晚会、学习问答和球类比赛等活动。生活条件越艰苦，学员的学习积极性越高。在日夜行军、背粮、背柴的途中，笑声朗朗、歌声飘扬，“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在“豫西事变”这样的大事件中，豫西公学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通过了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学员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据记载，豫西公学从创办至1946年初，历时1年多，逐渐在抗日的烽火中成长壮大，在极为艰苦的战争年代为八路军和豫西地区培养了数千名德才兼备的干部。在这些学员中，有的1947年随陈谢大军渡过黄河，转战中州大地，参与解放豫西、陕南，后来又参加淮海战役，挺进西北，解放西南。有的留在太岳区军政干校和抗大继续深造，经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考验，成为智勇双全的军事指挥员和优秀政工干部。还有数百名学员为抗战和祖国的解放事业英勇杀敌，为国捐躯。他们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