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工作，自1931年起任清华大学校长，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为人廉明公正、廉洁奉公，形成感人至深的懿德。

  梅先生尊为校长，廉洁自律甚严。他从自身做起，主动放弃校长固有的一些特权，自己支付电话费和佣人工资等。常年驻校，从不参加无意义的应酬，偶有外出，则常常安步当车，以此为乐。清华大学档案中，至今仍保留着他用废纸头起草的公函原稿。抗战期间，他饱受奔波之苦，租民房而居，生活清贫，经常吃白饭拌辣椒，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就算打牙祭了。他生活条件艰苦，但对教育事业的倾注始终如一。他对官场聚会的纸醉金迷，流露出不满之情：“酒肴极丰盛，太费矣！饮食之余，不觉内愧？”

  梅先生作为校长治校，始终贯彻节俭的方针，坚持“因事设人效率高，因人设事扯皮多”的原则，尽量减少机构，压缩办事员，提高工作效率。他将教学人员与行政人员之比保持在2比1，教师与学生之比为1比6，教学人员和学生与非教学人员之比为7比1，西南联大许多系不设办公室，用碰头会的方式处理教务。他明文规定：教职员工，通常不得请假，特殊情况，需自己找人代职，由本人付酬；凡是要求子女破格录入清华的信件，不必上呈，不用回复。他廉明公正治校方式深得人心。某职员文化程度高，外校聘他讲课，但他留恋清华的工作环境，甘心留下来做职员，为清华服务。

  1948年，梅先生离国赴美，客居纽约，而清华大学的庚款基金仍然由他掌握。他一尘不染，宁可生活拮据，居住在无单独卧室的拥挤之所。他居住美国期间，台湾方面对清华大学庚款基金垂涎三尺，以“清华基金是庚子赠款，尽快花光，等于雪洗国耻”的荒谬理由向其施压。他不为所动，称动用基金需教育部长和清华大学校长一致同意才行，顶着“守财奴”的讥诮，牢牢控制着这笔基金的使用权。

  1955年，梅先生用这笔钱在台湾创办清华原子能研究所和新竹清华大学，而家眷仍在美国。为此，他的夫人62岁时还要做工谋生。

  1960年5月，梅先生进入台北大学医院治病。他对母校清华大学怀有“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的深切感情，在病榻上批阅公文。1962年元旦，他在病床上按动原子炉启动运转的电钮。住院期间，在他的病榻下，始终放有一个加锁的提包。他病逝后，秘书立即加封，后经有关人员共同启封，发现里面全是清华大学的庚款基金账目，每笔账目一清二楚，让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梅先生一生无积蓄，就连病危住院、身后殡葬费也都是来自校友的捐助。他廉洁奉公、节俭清廉的美德如同甘霖，必将滋润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