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同学们是观音堂煤矿职工子弟学校（张村矿中）第一届高中毕业生，1974年5月16日到渑池县笃忠公社笃忠大队和杜村沟大队的10个生产队知青组插队落户。我们7人知青组所在的笃忠大队第11生产队就是现在的天池镇贾沟村。
　　
　　回忆当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生活，诸多往事历历在目，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五彩斑斓的影像画图，我们对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的思想感情依然亲近且与日俱增，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就是从那时起逐步形成扎根的，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完善又与时俱进。
　　
　　（一）
　　
　　1973年冬天，母校领导和老师们关心着我们的学业成绩，把省试点县高考各科试卷找来认真思考分析，结合平时给我们补习功课的教学难点和重点，综合筛选出一些更为深入更加周严便于区分不同层次的考试题，掌握了我们的实际学习成绩，老师和领导感到比较欣慰。任课老师和同学们以更加热情的求知态度积极准备，迎接全省即将组织的统一高考。
　　
　　万万没有想到，寒假还没有过完，广播里竟然传来人民日报对刚刚恢复的高考制度横加指责的编者按、辽宁日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和辽宁省兴城县下乡知青张铁生1973年参加当地高考，物理化学考试几乎交了白卷而在试卷背面写信发泄对高考制度不满的偏激情绪，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境之势。我们企盼多年的“高考梦”就此破灭了，无奈之下，只好到张村矿区所属的曹窑煤矿参加所谓的“学工”活动，或是在井下第一线帮助挖煤，或是在机电车间学做钳工等。
　　
　　当时矿领导得不到上级政府下达的招工指标，我们这些高中生又面临毕业安置，矿党委审时度势给渑池县联系，作出了让我们上山下乡的决定。同学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踊跃报名，踏上了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征程。
　　
　　（二）
　　
　　1974年5月16日，渑池县笃忠公社盛况空前的欢迎大会结束后，我们知青组的7名同学在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的引领下，沿着通往贾沟自然村的乡间小路上簇拥着又说又笑，轻装前进。
　　
　　贾沟自然村就在南大岭东侧胡圪塔主峰的西南面，距笃忠村1.5公里左右，村边公路往北通往山下义马矿务局的常村煤矿，往西通往三角堂和渑池县城，往东通往宜阳县盐镇。村子里绿树成荫，周边土地肥沃广阔，村民勤劳朴实，1973年夏季人均分配小麦180多斤，全年吃粮水平是附近生产队最高的，同学们都翘起了大拇指。
　　
　　在进一步交谈中，我们得知，福建省莆田县农村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儿子李良模到生产队插队落户，遇到吃粮、花钱、看病、住房等问题而自家无力解决的情况，毛主席读信后潸然泪下，亲笔给李庆霖复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这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措施作了提高调整和完善改进。中央的这两个文件已经传到每一个接受知识青年安置任务的生产队，贾沟村基本干部群众落实很快，腾出全村最宽敞的三间堂屋瓦房，十多天又盖起东厢四间瓦房，配置一些桌椅等生活用具，由我们知青组的同学挑选使用。同学们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村里干部群众如此慷慨，我们就可以放心大有作为。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下田收割油菜籽。此后，保管、会计约我们徒步到藕池街供销社门市选购“三夏”生产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品。起初，上级规定：生产队派人给我们做饭；可以半天时间学习，半天参加劳动，大家自觉遵守。没多少天，我们就轮流做饭了。我们的院子北边是大队果园，苹果树枝伸出篱笆墙，苹果落了，同学们就弯腰捡起来谁也不吃，主动交给大队果树管理员。这件小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接到上级通知，毛主席在三湾改编时期建立红军第一个党支部的“红一连”，因在胡圪塔地区参加部队加强营拉练演习要进驻我们村。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知青组立即开会商议，王矿法同学主动提出腾出自己居住的堂屋房，搬到东厢北头一间和我合住，我打算用土坯支起木箱铺上报纸当桌子，请木匠做个凳子当椅子。“红一连”连部就驻扎在我们院子里。同学们和“红一连”干部战士亲如兄弟姐妹。
　　
　　无论是“三夏”还是“三秋”，还是数九严冬，我们都和村里的干部群众在一起参加劳动，重活脏活抢着干，不熟悉的农活照着“老把式”样子学习。打麦场上看护大家的劳动果实，和老保管睡在一起进行思想交流；寒冬腊月北风呼叫，一起往麦地担茅粪，站在麦地里刨窝追施农家肥；下到东沟沿着崎岖山崖路往上边水渠工地背石头，实在扛不动了就靠着一人多高的山崖歇息一会儿，再往上攀登。大干肯干才能大变，苦干实干才能大有作为，对国家做出贡献，全村人才能有更加幸福的日子。不实事求是地干，或偷懒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说：“头顶头，脚顶脚，为啥产产量差恁多？”为此公布的排行榜，前几名总会有我们贾沟村的名字。
　　
　　经生产队长同意，我们知青组在东沟水渠西边种植了蔬菜，在东厢房南面建起了养猪场，腊月和村里壮劳力漏粉条，每个人把20多斤大肉和几十斤粉条带回给家人过年，又把父母炸的油条、糖包带回村让人们品尝，促进矿区文化和农村文化的相互融合交流。
　　
　　（三）
　　
　　第一年，根据矿上党组织介绍，大队党支部委托我做团副总支书。第二年，大队团总支书被推荐上了豫西师范，大伙儿推选我做团总支书记。根据在生产队的实践，团总支委员商议，提议在全大队12个生产队建立青年突击队，由热心青年工作的生产队干部作指导，划定每个生产队团员青年的试验田、种子田和高产田，由生产队农民技术员做顾问。这个建议得到大队党支部的协调支持，大队团员青年工作搞得红红火火，上了团县委的工作简报，得到县委驻村工作组和地委驻村工作组的赞许和支持。
　　
　　大队民兵连长去洪阳公社参加县委召开的全县农村水利基本建设现场会，由于不慎从拖拉机后面的车兜上掉下来，头部被摔成重伤。大队党支部书记安排我在挂起锄钓时，组织五六百基干民兵开进一队东洼农田基本建设工地。每天天不亮，我就起床敲钟，提醒有任务的农户起床做饭，再回来进厨房扎开煤火做饭，提前带领生产队基干民兵赶到工地，卷起裤腿，光着脚板，紧握架子车把推土垫地，一直推到太阳落山才收工，在工地现场开会点评当天生产进度和出勤情况给大家鼓劲儿。工地上，红旗烈烈，喇叭声声，一台台推土车川流不息，公社书记见了很是欢喜。
　　
　　1975年隆冬，大队党支部又安排我组织带领三四百名基干民兵到笃忠村寨上水库工地修筑大坝坝体加固工程，大伙儿把大坝加固得严严实实。休息时，我站在平平展展的工地上，给大家读《光明日报》上刊登的邓小平同志在周总理逝世大会上所致的悼词，化悲痛为力量。尽管以泪洗面，心里很难过，大伙儿感到浑身憋着一股劲。
　　
　　后来，公社书记点将，我上了修建西段村水库的笃忠公社基干民兵营当秘书。我舍不得离开大伙儿，每天一块儿上坡头山上为大坝工地运石料，一架子车石料过磅净重一吨左右，光架子车车梯就压坏三次，连夜由大队民兵连木工组检查修复。
　　
　　（四）
　　
　　我们大队的群众文化工作，过去就有一定基础，涌现出一些积极分子。6个知青组插队落户，文艺宣传队增添了10多个文艺骨干，第二年引来了6队的知青组，增加了演唱特长比较全面的优秀分子。由下乡知青为主的大队篮球队代表公社参加全县篮球比赛，在20多个代表队中，冲进了冠军的位置。我们组的刘为民同学担任大队学校体育教师，王矿法同学、孟新民同学分别当大队、生产队的拖拉机手。
　　
　　1974年秋天，大队党支部挑选我担任农民夜校辅导员，业余教育工作受到县教育局表彰。由大队农民夜校主办的《笃忠农民报》是全县第一份供农民阅读的彩印小报，编辑部设在4队知青组，聂建国同学是一个“顶梁柱”，我被县委宣传部领导表彰为“全县新闻战线的一员新兵”。
　　
　　每期报纸出版，我们都张贴在每个生产队的最显眼处，几乎每个生产队都有业余通讯员，及时收集或报告新近发生的新闻，由编辑部负责筛选，讨论确定报道重点和哪些线索不宜报道。我们联合采写老治安主任李忠娃《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和5队共青团员董清哲《退彩礼》，经过反复核实和斟酌修改，不仅村里基本干部群众爱看爱读，而且成为县广播站播出的重点新闻。每期报纸刚出来，我们按照县委宣传部的要求，直接到邮政所给地委宣传部和地区文化局各寄一份。
　　
　　大队农民夜校，既要抓教学，又要抓新闻。
　　
　　冬天，有时到了傍晚天还下着大雪，遇上大队农民夜校的学习日“雷打不动”，我就和大队会计、生产队干部冒着大雪沿着小路往笃忠村前进。夜晚我没有使用手电灯的习惯，跟在别人后边朝前走，刚小心翼翼地拐过一段弯路陡坡，两只脚一滑，掉进路边一米多深的沟底，慌忙站起来，紧紧抓住沟边的蒿草枣刺，又抓住同伴伸过来的双手，吃力地爬上来，抖抖卷进裤腿里和脖子里的积雪，虽感觉一阵凉意，两只手却是热乎乎的，涌进一阵暖流，跺跺脚，又继续前行。一队农民夜校的窑洞学习室里暖烘烘亮堂堂的，许多提前赶到的大、小队干部坐在两侧交流着信息，正在等我开讲上课呢！
　　
　　下大雨休息时间，好几个老乡围着我，讲述着“红一连”干部战士拥政爱民的故事：
　　
　　村南边贾大娘的二儿子根祥腾出后边院子让战士们居住。院子中央有棵桃树几年不结果，战士们浇水、施肥、中耕、除草，桃树结满果实压弯了树枝。桃子落在地上谁也不捡着吃，战士们把鲜红脆甜的桃子捡起来放在屋窗台上的盘子里，让根祥送给贾大娘一家人吃。战士们认为不吃老百姓的桃子是对的。贾大娘说：“虽然桃树是自家栽的，可战士们加强了管理，至少应该把吃的挑子钱还给战士们。”战士们拉练走了，根祥发现还给战士们的钱仍然放在里屋窗台上两个盘子的夹缝处，不差分文。
　　
　　又有两个战士找到东院贾大叔，借架子车到胡圪塔拉嘹礓，整修村中道路铺石子。暸礓压弯了车轴，两个战士正晌午头不休息，顶着烈日跑到笃忠供销社农机门市买回车轴安上。解放军认为损坏东西要赔，不能含糊，贾大叔认为解放军拉嘹礓给村里铺路下雨走上去平平展展的，压坏自己的车轴不应该赔，掏出钱给解放军，两位战士为了安慰老人只好收下。送走了村里的解放军，贾大娘进厨房做饭，发现案板上扣着的一只碗里藏着解放军如数退回的人民币，贾大叔急忙接过钱追赶解放军，解放军已无影无踪。
　　
　　我认为这两件事很有宣传教育意义，反复找出当事人核实，收集了一些重要细节，反复斟酌修改，将稿子寄往河南电台编辑部。没想到第二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专题报道了这篇新闻故事。
　　
　　农村确实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我对党的新闻事业情有独钟，而且在采访写作中终生受益，打心眼里敬佩这些老百姓和解放军同志。只要接地气，无论什么地方有新闻，都能采写出好新闻。
　　
　　1977年我参加了洛阳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会议，1978年考入了豫西师范学校文科班就读，1984年考进郑州大学新闻系新闻干部专修学习专业知识，1987年考入三门峡第一批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回来做乡党委书记兼乡人大主席团主任……
　　
　　人民群众不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而且是我们最好的监督员和终身老师。坚信“人之父母，我之父母；人之儿女，我之儿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党员干部都没有为自己或亲友谋权不合法和符合纪律制度的权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康庄大道上，担当责任和义务。
　　
　　（作者杨永诠，原任渑池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渑池县七届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