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文高，1914年9月出生于山西省芮城县泉沟村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先后在本村和蒲州小学读书，1934年夏天，他以优异成绩在蒲州完小毕业，同年7月考入省立运城第二中学。在校学习期间，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同时对时事政治极为关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无比愤慨。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团结同学，在进步教师的指导下，经常走上街头，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参加反对日寇侵略的游行示威。

  1937年，日军入侵山西，学校不能正常上课，薛文高含着眼泪离开学校，决心奔赴抗日前线。同年4月，他参加了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这是在共产党推动下建立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被编入军官教导第5团3营12连当学员。军官教导5团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抗日干部，同时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他工作认真负责，经常受到上级表扬。 

    1938年5月，经连指导员共产党员李培信介绍，薛文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调牺盟会青年抗敌决死队工作。1939年12月，决死队编入八路军序列，薛文高任八路军59团某连指导员。不久，调任1营教导员。1940年冬，薛文高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战斗中，他带领战士们勇敢地向敌人冲击，有力地配合了兄弟部队，完成了预定的作战任务。

  1941年初，薛文高调任八路军59团政治部主任兼1营教导员。当年秋天，驻华北日军集中4万余人的精锐部队，对八路军太岳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从四面合围太岳纵队，59团担负着掩护总部安全转移的艰巨任务。当时，部队被敌人围困在林区。上级命令全团化整为零，分散在高山密林之中进行战斗。59团为保卫总部安全转移，与日军在密林中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游击战。在最艰苦的时候，战士们只吃一点炒面，喝一点冷水。就是在这样危急的关头，身为军事指挥官的1营营长经受不住艰难困苦的考验，丢下部队临阵脱逃。薛文高挺身而出，指挥全营战士和敌人展开血与火的拼杀，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胜利完成了掩护太岳军区司令部安全转移的任务。反扫荡结束后，他把全体战士集合在一起，把伤病员一个个都安置好，带领全营干部战士胜利回到沁县根据地。在庆祝反扫荡胜利的总结大会上，薛文高受到军区表扬。

  侵华日军在大规模扫荡的同时，还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党中央在1942年发出号召，全军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薛文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带领机关干部、战士坚持每天上山开荒。他手上磨出许多血泡。同志们看在眼里都很心疼，劝他干些轻活，他用手巾把手包住，继续和大家一块开荒。那时劳动很辛苦，饭菜不好，量也不足。炊事员每次送来饭菜，薛文高总是先叫别人吃饱后他才吃。他的模范带头作用深深感动了全团官兵，大家对他倍加尊敬和爱戴。

  1944年冬，薛文高随八路军59团和18团南渡黄河，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先后解放了李村、观音堂和宫前等地。12月初，上级派薛文高到陕县开展建立地方政权工作，负责筹建陕县抗日民主政府。陕县当时为沦陷区，日寇、汉奸、伪顽、土匪遍地皆是，情况极为混乱。面对险劣环境，薛文高勇敢地去迎接战斗。多年的戎马生涯使薛文高养成了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情况下，他总是和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坚信：只要群众能发动起来，就没有攻不下的山头。他住的地方是偏僻的山村和贫苦人家；他接近的群众是受压迫剥削最重的贫苦农民。他经常对同志们说：“住在这些地方，最容易接近群众和了解情况，如果住在有钱人的深宅大院，啥情况你也了解不到。”

  1945年3月中旬，陕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李村区王彦村成立，薛文高任中共陕县县委委员和陕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他对群众的切身利益十分关心，每到一个地方，都坚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为群众仗义执言，撑腰壮胆，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他为“小米县长”。除考虑全局工作外，他还不断深入到柳沟、陡沟和王彦村等几个重点村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开展减租减息、回赎土地、废除旧田赋、实行新分制等运动，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在李村一带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1945年5月，在渑池上官子平叛乱事件之后，混入陕县抗日民主政府警卫中队任中队长的周子涛也于5月28日在王彦村发动叛乱，县政府被叛匪包围。危急时刻，薛文高和县委书记蔡迈轮带领县委、县政府的干部战士一起越墙突围，冲出了叛匪的包围圈。但由于当时他正患疟疾，发高烧，身体极其虚弱，经十几里长途奔跑后体力不支，中途昏厥，牺牲在鱼脊岭村，时年31岁。王彦事变发生后，豫西二地委、二分区急电在洛宁、宜阳开辟新区的八路军59团、18团和在新安整训的二分区特务团速返陕县、渑池县，很快平定了叛乱，歼击了日伪反动武装，重新恢复了县区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

  解放后，为了纪念薛文高烈士，陕县人民政府将其遗骨移葬于西李村革命烈士陵园。

  （县委党史与地方史志办公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