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蒙冤受屈 患难与共

  （接上期）事后得知，这是康生一伙在背后策划的一个大阴谋。

  北戴河会议期间，有人就向康生报告：“小说《刘志丹》目的不纯，有问题。”康生如获至宝，在既没有看小说又没有做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就向毛主席添油加醋地说：“《刘志丹》这本小说替高岗翻案，把刘志丹思想凌驾于毛泽东思想之上。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是以习仲勋为首的一些人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利用小说反党。”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上康生公然讲：“……习仲勋勾结刘景范（注[1]） 、李建彤夫妇，授意他们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习仲勋是这一事件的挂帅人物，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于是，在康生等人的欺骗和煽动下，会上一些人对习书记展开了猛烈攻击。

  康生迫害习书记是有历史原因的。在1943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注[2]）的审干工作中，康生搞“抢救运动”，采取威逼利诱、刑讯逼供等手段，把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打成受国民党操纵的“红旗党”，把大批从白区来的地下党员和青年干部打成特务，习书记对此曾予以抵制。解放战争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线，习书记再次予以抵制，提出不得使用肉刑、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不搞查三代、挖底财，要保护开明绅士和工商业者等，并就此向党中央写了报告，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中央将这个报告印发各地贯彻执行，纠正了土改中“左”的错误。为此，康生一直耿耿于怀。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大会继北戴河会议之后大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康生在大会上给毛主席递了一个字条：“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主席在会上念了这个条子，然后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注[3]）后来，有人把康生递给毛主席条子里的话和毛主席接着讲的话凑在一起，编造成了一条“最高指示”：“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此后这条“最高指示”被广泛引用，成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大搞阶级斗争的“尚方宝剑”。

  习书记就这样被无限上纲定为“反党分子”。从此，他在政治上掉进了万丈深渊。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是9月8日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上发言的。13日，习书记向全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主要是为自己申辩。这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李建彤捅娄子啦！她没有听从习书记的劝告，惹下了大祸。同时，我十分不解，小说毕竟是小说嘛！怎么能和反党联系在一起？为什么硬要说小说中的人物“许钟”就是习仲勋，“罗炎”就是高岗呢？而对习书记那封信，我隐隐觉得在全会那种高压态势下完全于事无补，就好像遭遇一股强大的台风，任何防御都显得那样的软弱无力。

  我自担任习书记的秘书以来，虽然生活和工作在高层领导之中，但政治上还很幼稚，天真地以为：这些高级领导人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奋斗了几十年的老革命，也是经历了千难万险和生死考验的幸存者，他们理应是亲密的战友和朋友。而八届十中全会刮起的这股党内斗争风暴一下子使我晕头转向，茫然不知所措。习书记那不平凡的革命经历在我脑海里一幕一幕地浮现：他13岁就参加革命，出生入死，参与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毛主席曾表扬他“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他与彭德怀元帅一起转战在西北战场，以2万多人的西北野战军对抗20多万人的国民党精兵，打败了胡宗南和马步芳；他创造性地执行民族政策，“不战而屈人之兵”，安定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毛主席就此赞扬他“比‘七擒孟获’的诸葛亮还厉害”；他辅佐周恩来总理管理国家政务，兢兢业业，其人品和才能深得总理的赏识和倚重。像习书记这样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工作的好干部，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党分子”？我百思不得其解。（未完待续）

   注：

  [1]：刘景范(1910～1990）：革命先烈刘志丹胞弟，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人，曾任监察部副部长、国家地质部副部长。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因小说《刘志丹》一案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关押7年。1980年，中共中央为刘景范彻底平反，后担任民政部副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延安整风”运动：是指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整风过程中开展的“审干”工作发生了以“抢救运动”为代表的“左”的错误。 整风运动后期，党中央对这些错误进行了纠正。

  [3]：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