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大举进攻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寇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年懵懂无知的婴儿如今已变成须发皆白的老人。近日，本报记者在三门峡寻找到几位曾经在东北亲历日军侵华暴行的市民，听他们讲述那段充满耻辱、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日本工厂做小工太苦了

  本报记者 张茜

  “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作为那段苦难岁月的亲历者，今年84岁的朱自山每每提起这段民谣，总是忍不住潸然泪下。9月16日，记者拜访了朱自山，听他讲述日寇压迫下的屈辱生活。

  1931年6月18日，朱自山出生在辽宁省锦州市一个普通家庭，3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从我记事起，几乎都是在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和剥削中度过的。”朱自山说，当时，日寇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在社会上推行奴化教育，将居民按民族划分为三个等级，日本居民是上等人。老百姓为了生存，只能顺从于日寇，自称满洲人，忍受不平等待遇。

  朱自山幼年丧父，母亲拉扯着他们兄弟姐妹四人艰难度日。“小时候，母亲带着我们打零工，剥花生、缝皮衣、做罐头，什么活儿都干过。”朱自山说，7岁时，他被送到当地一位姓董的商人办的私立学校上学，学校对贫困孩子实行免学费政策，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最无忧无虑的时光。

  11岁时，由于聪明伶俐，加上识点字，朱自山被日本人抓到一所名为“满洲松尾铁骨桥梁株式会社”的工厂做小工。在这所制造钢材设备的日本工厂里，朱自山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日本人。他回忆说：“负责教我做工的日本人大约40岁，个子很低，总带着一种优越感，很蔑视中国人。在日本工厂里干活太苦了，稍有不对，他就拳脚相加，我只能把眼泪往肚子里流。”在朱自山的记忆里，日军还四处搜罗青壮年去修建军事要塞，能够活着回来的人少之又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锦州城里并没有人得知这一消息，朱自山也像往常一样在工厂里做工。“那天厂里的气氛很奇怪，所有日本人都放下手头的工作，聚集在一台收音机前，他们低垂着脑袋，向收音机鞠躬，并且痛哭流涕。”朱自山说，随后日本人宣布“放弃满洲国”。“我们后来才知道，日本人投降啦！”没多久，锦州城里的日本人陆续带着家眷撤离，东北地区终于“光复”。

  重获自由后，朱自山利用在日本工厂学到的技术，在辽宁省葫芦岛市某化工机械厂谋得一职。1971年，他带着满腔热血来到三门峡支援建设，在这片土地上一待就是几十年。如今，朱自山四世同堂、儿女孝顺，平时爱好读书、旅游，前几年还学会了上网看电影、聊天。他说：“‘九一八’事变是不能忘却的国耻，我们要感谢中国共产党让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让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童年满是苦难的记忆

  本报记者 张朝峰

  1935年，赵淑芬出生在吉林市丰满区，在日寇铁蹄下长大的她，童年满是苦难的记忆。

  赵淑芬告诉记者，当年她家隔壁住的就是一家日本人，“男主人在水电站上班，女儿大我2岁，我们还在一个学校上学”。

  日军占领东北没多久，就在占领区办起了学校，招收学生上课，推行奴化教育。“当时我们那个小学没多少人，老师是日本人，学生有中国的也有日本的，整天学习日语。老师对学生都挺凶，学生每次见老师都要点头哈腰地鞠一个深躬，还得用日语打招呼。”赵淑芬回忆，下课同学们在一块玩耍，班里个子大的男生就会把日本学生“塞”到地洞里，然后用木板盖上，直到上课老师发现学生少了，大家才会去把他“救”出来。

  “大米都是给日本人吃的，中国人条件好一点的能吃上玉米面，差一点的吃高粱面，穷人家连高粱面也吃不上，经常饿死人。”赵淑芬说，当时日军对老百姓的粮食供应管控得非常严，中国人偷吃大米就会被判为“经济犯”处死。有一次在吉林，火车轧死了一个中国人，来处理的日本人发现他胃里有大米粒，便借口他是“经济犯”，随后把其全家都杀了。

  “我们当地的水电站就是日本人修的，整天抓人到工地上干苦力。”赵淑芬说，因为父亲懂技术，被迫到水电站工作。对于那些没有技术的苦力，一天到晚干着重活，很少能再活着回家。

  1945年日本投降时，赵淑芬小学还没毕业，“当时人们都高兴得不得了，跑到街上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胜利，可热闹了”。

  1954年，高中毕业的赵淑芬在家乡参军入伍，成为一名医务兵，1970年从部队转业到三门峡矿山厂工作，至今一直生活在三门峡。

  “每年的9月18日，电视上有关‘九一八’的新闻报道我都要看。”在矿山厂家属院的老人们眼里，赵淑芬就是个十足的“抗日迷”，爱看抗日的电视剧。赵淑芬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犯下的罪行让我们恨之入骨，只有牢记历史，保持清醒头脑，才能珍惜现在，才会有更好的未来。”

  孩子们被迫接受奴化教育

  本报记者 刘晨宁

  70年前的8月16日，也就是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绝大多数中国人仍沉浸在喜悦之中，而满洲国11岁的“国民”石宝昌却第一次从校长口中听到了“我们都是中国人”。

  1934年，石宝昌出生于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县一个普通家庭。“从我记事起，日寇的统治已经无处不在，百姓的生活非常艰苦。”石宝昌对记者说，“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实行粮食配给制度，把发臭的橡子面、霉变的高粱米卖给百姓。我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上一顿新鲜的高粱面或荞麦面包的饺子。”他亲眼见过一个同胞因为偷藏白面被定为“经济犯”，遭到毒打。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小时候接受的奴化教育。”石宝昌说，1941年，7岁的他进入“北镇县东光实验高级国民学校”上学，副校长是日本人，掌握着学校的实权。学校里有好几个日本教师，从一年级开始就开设日语课程，并将日语称为“国语”，把汉语称为“满语”，还规定学生在学校日常交流只能使用日语，如果被发现说汉语，就要受罚……最令石宝昌感到耻辱的是，几乎每个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域都建有类似靖国神社的日本祭祀场所，学校每月定期组织全体师生前去祭拜，称为“晓天动员”。“枪炮武力很可怕，这些慢慢渗透到人思想里的奴化教育更可怕，它让我们从小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多么可悲啊！”石宝昌痛心地说。

  “人们都知道南京的万人坑，东北的万人坑其实更恐怖。”石宝昌回忆，伪满洲国时期，日寇全盘把控着东北丰富的矿藏资源，在离他的家乡不远的北票县（今北票市）有很多煤矿。“煤矿上都是被抓去的中国劳工，他们干着最重的活，经常挨饿、挨打，病死、饿死的人非常多，日军把死去的劳工扔到煤矿附近的山沟里，天长日久，白骨累累……”

  1945年8月16日早上，学校校长集合了全体师生，激动地对大家说：“诸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日本昨天已经投降，14年亡国奴的生活结束了，东北三省‘光复’，我们又是中国人了！”在孩子们懵懂的目光中，校长和老师们都流下了眼泪。

  新中国成立后，石宝昌曾在辽宁锦西化工机械厂从事技术工作，并于1970年为支援三门峡建设而举家搬迁至此。今年81岁的他与小儿子生活在一起，平时喜欢锻炼身体、聊天、看新闻，晚年生活怡然自得。“希望我们的后人能牢记历史，牢记‘九一八’，牢记被奴役、被压迫的耻辱，只有这样才会明白自由、平等是多么可贵，才会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他说。

为一块木头差点丢了命  

本报记者 程倩

    1936年，孙远英出生在山东省肥城县。因为日军入侵山东，她家所在的村子民不聊生，1940年，母亲不得不带着她和弟弟前往东北，投奔早年“闯关东”到辽宁沈阳的父亲。“那一年我只有4岁，记得我们坐了很久的火车，到山海关转车时，行李全被日军扣留。”

    到沈阳后的生活比想象中更加艰辛。孙远英说，全家人到沈阳后借住在老乡家，父亲只能打零工，家人经常挨饿。父亲后来被日本人招到工厂里干活，每天很辛苦，还常被拖欠工钱，如果讨要就会遭毒打、灌辣椒水。后来，父亲跟随老乡前往辽宁锦西市（今葫芦岛市）的工厂做架子工，全家人也搬到工厂旁居住。

    锦西日本人较多，时常到百姓家里抢夺物品。当时7岁的孙远英为帮家人分忧，常去附近捡些木头拿回家当柴火烧。一天，她在工厂附近捡到一块钻过眼的木头，很开心，但在回家途中忽然看到几个日本兵带着刺刀喊叫着追来，于是惊慌失措地往家跑。到家后，母亲让她藏在床下的角落，邻居们也帮着打掩护，她才躲过一劫。孙远英说：“后来我才知道自己捡的是日本工厂里的配件，现在想起当时的情况还觉得后怕。”

    1945年日军投降，工厂里的日本人不久后连夜撤走。苦难终于过去，东北大地上燃起了新的希望，老百姓积极开荒种粮，告别了忍饥挨饿的日子，年轻人纷纷走进工厂，凭借勤劳的双手养家糊口，不用再受奴役和压迫。

    上世纪70年代，孙远英随在锦西化工机械厂工作的丈夫调动至三门峡市，并在这里安了家。如今，退休的她在三门峡安享晚年。“现在社会多好，年轻人有吃有穿有工作，老年人坐公交车还免费。国家富强了，老百姓都享福。”孙远英说，她时常给子孙讲起当年的苦难，希望孩子们能够了解那段屈辱的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9月17日，学生们在东北沦陷史陈列馆内参观。
　　当日，吉林省长春市第一实验银河小学组织同学们参观东北沦陷史陈列馆，以提醒同学们勿忘国耻，铭记“九一八”事变。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