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个距离大一已经9年的人来回忆往事，略有一丝残酷。这种残酷不仅因为年龄，还包括记性。为了回溯那段记忆，我翻出了一部纪录片《大一》。这是当年学院里大四的师兄师姐跟着我们这一届新生拍了一年的作品，据说还获过一些纪录片奖，而迎新是这部纪录片的开头。

  如果用电影语言，现在，镜头就该切换到那个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的迎新现场。那年，我18岁。从一个安逸的江南小城来到偌大的首都，进校门的第一刻，我就被震撼了。

  宿舍楼下的空地被辟为迎新点，几十个学院的摊位一字排开，用各种奇葩的装饰争奇斗艳。比摊位更加密密麻麻的是人，确切地说，是学生，更确定地说，是男生。不错，这就是一个在当年男女比例高达6∶1的著名大学。一辆一辆从火车站开来的运新生的车，一进校门，就会被挥舞着院系招牌的老生们包围。当然很遗憾的，车上下来的也大多是男生。

  不过，总是有例外的，比如新闻学院。我们这一届有8个男生，已是历史之最，而女生是男生的5倍。这样的比例让新闻学院迎新的老生特别有面子。多年后，当电影《致青春》上映，我才发现，原来这架势十几年来都没有变过。

  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在新闻学院的迎新摊位后面，藏着偷拍的摄像机，把我们每一个人初进大学的样子都拍了下来。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说着不同腔调的普通话，带着不同规模的亲友团。而相似的，就是现在看来，都比较土——衣服、发型、打扮，都是妥妥的高中生风格。没有人化妆，没有人踩高跟鞋——这些都将是大学时代的“课程”。

  报到后，是一系列特别复杂的手续，我也第一次见识到了这所大学的效率之高，果然名不虚传。一切都是流水线，比如，在综合体育馆办理学生卡、洗澡卡、热水卡、饭卡……在没有一卡通的年代，这么多卡能在5分钟内办完，还包括拍照——虽然丑得和身份证难分伯仲。再比如，每个新生都要打好几种预防针，于是，每个新生双手叉腰，两边各站一个医生，双管齐下，以前真没见过这么打针的。

  忙完这一切，才觉得自己是这个大学的一员了，迎新的师兄师姐们也心满意足地完成了任务。但这时候，别的情绪就弥散开来。

  《大一》留下了这样一段影像。一个男生说：“我为什么要来这里，我来这里干什么，我在这儿一点儿都不适应。在这里看见这么多新潮的东西，我一点儿都不能接受，我回西安算了。”他的妈妈沉默着。男生送母亲下楼，母亲走了几步，放下行李，回头看儿子，已是泪流满面。这个男生后来成了我们班的班长，如今在北京工作。西安，怕是不回去了。

  这让我想起我的父母。办完新生入学手续，我送他们到宿舍楼下。他们坐上出租车离开的时候，哭没哭我不知道，反正我泪流满面。我深刻地记得那一天的天气晴好。流泪，并非因为多么伤感，而是对未来的期待、恐惧、迷茫交杂。就像切断了婴儿与母亲连接的脐带，哭出来，才是新生。18年来，我第一次要独立生活，而谁也不知道，这种独立是否会成为我接下来人生的主题。事实证明，目前来说，还是。

  这是近10年之前的故事，多亏了这部纪录片，让我不靠谱的记忆有了影像的佐证。迎新，是我在首都生活的开头，我猜中了这个开头，但依然不知道结尾。不知道，纪录片里的同学们，你们知道吗？

  （斌斌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