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

    4月18日，中国北洋政府聘任的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其助手、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在渑池县仰韶村采集动物化石和史前石器、陶器的基础上，亲自到仰韶村调查，发现此地有以彩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2月27日至12月1日，安特生向北洋政府农商部与地质调查所递交报告后，至渑池县与袁复礼（中国地质学家）共同主持了仰韶村遗址的首次发掘，步达生博士（加拿大骨骼研究专家）、师丹斯基博士（奥地利古生物学家）等中外学者参与了发掘工作。安特生由此提出“仰韶文化”的命名。

    是年，安特生在渑池调查了不召寨（有小面积试掘）、杨河村及西庄村等3处史前遗址，在荥阳县发现了秦王寨、池沟寨和牛口峪等3处史前遗址。

    1922年

    安特生派白万玉对王寨、池沟寨和牛口峪遗址再次复查。

    1923年

    6月，安特生等对西宁附近十里堡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不少石器、骨器和彩陶片等。之后，到青海湖沿岸调查采集到部分陶片，在湖北岸发现有不少燧石石页及仰韶式的骨刀和彩陶片等；8月至9月，在贵德县发现发掘罗汉堂遗址；9月，发掘了西宁以西的朱家寨遗址，发掘有墓葬43座，其中有43具人骨及大量随葬器物。

    是年，安特生在陕西西安附近调查了十里铺史前遗址。

    同年，安特生将仰韶村发掘成果撰为《中华远古之文化》，发表于《地质汇报》第五号第一册，袁复礼有中文节译。

    1924年

    4月，安特生等在今甘肃省临洮县发现灰嘴、辛店、齐家坪和马家窑遗址；6月在甘肃省和政县发现半山遗址，有彩陶8件；7月，发现临洮县寺洼山遗址。同时，派助手白万玉到礼县、天水一带调查采集了一些石器和彩陶片；派助手庄某到湟水流域调查，在青海省民和县发现马厂塬遗址，发掘墓葬2座，出土彩陶非常典型。安特生等还在甘肃省民勤县发现了柳胡村、三角城及沙井村等遗址，对沙井村遗址作了发掘，发现墓葬40多座。安特生将上述工作成果整理为《甘肃考古记》（1925）。

    1926年

    清华学校研究所与美国弗里尔美术馆合作，由李济（清华大学国学院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邀请袁复礼共同进行山西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并发掘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发掘收获由李济编为《西阴村史前遗址》（1928）。

    1931年

    梁思永、吴金鼎、刘燿（尹达）在安阳后冈遗址发掘中，第一次从地层上判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相对年代。梁思永撰写《小屯龙山与仰韶》和《后冈发掘小记》进行论证。这是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科学化的重要标志；山西公立图书馆、北平女子师范学院研究所与美国弗里尔美术馆合作，发掘山西万泉县荆村仰韶文化遗址。

    1932年

    4月，由吴金鼎、王湘等对安阳市北的高井台子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出土遗物多龙山文化器物，仰韶文化彩陶较少。

    5月，由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郭宝钧、刘屿霞、刘燿、王湘、吴金鼎等对河南省浚县西淇河流域的大赉店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仰韶文化陶器相当丰富，但和上述两个发掘点一样，是小屯、龙山与仰韶三叠层。

    1933年

    由北平研究院考古组徐炳昶、常惠、张嘉懿、何士骥等，对陕西省关中地区渭河流域展开考古调查。在西安东郊发现米家崖遗址，含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在长安县沣河流域发现有秦渡镇、冯村、大原村等仰韶文化遗址；在宝鸡发现有姜城堡仰韶文化遗址。

    杨钟健和裴文中到渑池县仰韶村和不召寨调查，在仰韶村采集了百余件考古标本，主要为石器（包括打制和磨制两类）。

    3月和5月，由石璋如、王湘等对浚县淇河东岸的刘庄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其上层为龙山文化，下层为仰韶文化。

    1934年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徐炳昶、何士骥、苏秉琦等在陕西宝鸡斗鸡台地区发掘仰韶文化遗址等。发掘工作因日军侵华战争而停止。

    郭宝钧在荥阳县广武乡青台、峨嵋岭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仰韶文化分间房屋遗址。

    秋，由历史语言研究所梁思永、石璋如、胡厚宣等对安阳市西北的同乐寨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地层堆积清晰（共分3层），“为发掘以来所罕见的标准遗址”（石璋如）。其下层为仰韶文化窖穴等。

    是年，安特生撰著《黄土地的儿女——中国史前史研究》（英文初版），在英国伦敦出版印刷。

    1935年

    郭宝钧、赵青芳、韩世哲等到河南进行考古调查，5月发掘了巩县（今巩义市）的塌坡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的彩陶、红陶和石斧等。同时，由韩维周试掘了附近的马峪沟遗址，发现纯为仰韶文化遗存，文化层厚达2.4米。又由郭宝钧试掘了东陈沟敖马顶遗址，也纯为仰韶文化遗存。

    1至4月，历史语言研究所派石璋如、赵青芳赴汤阴、辉县、温县、武陟、沁阳、孟县、济源、获嘉、内黄等考古调查，采获大量石器和陶器，发现仰韶、龙山遗址多处。

    1937年

    刘燿撰文《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论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中的错误》，最早指出：仰韶村遗址包含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安特生所说的“仰韶文化”在内容上有所混淆，并对安特生划分的甘肃远古文化的六期提出质疑。

    1938年

    上半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派石璋如对陕西的宝鸡、三原、郇邑、淳化等县市进行考古调查，在淳化发现焦家河及三水坊坪2处仰韶文化遗址。

    吴良才曾到扶风、武功等地考古调查，发现姜村、圪垱庙2处仰韶文化遗址。

    1938年至1944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的长广敏雄等在晋北云冈石窟对面及方山东麓发现有仰韶文化遗址。

    1942年

    日本山西学术考察研究团的小野胜年对临汾金城堡遗址进行发掘，发现有仰韶和龙山两个文化时期的陶器等遗迹。

    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中国地理研究所联合成立西北史地考察团，辛树帜任团长，劳干、石璋如、李承三、周廷儒、向达等参加。共发现史前遗址23处，其中仰韶文化遗址18处。对彬县老虎煞遗址试掘，在下层发现仰韶文化堆积。

    1942年至1943年，尹达撰写《中国原始社会》一书在延安出版。

    1942年至1944年，长广敏雄和岛诚一等对太原盆地、潞安盆地及山西河东平原进行考察，发现仰韶文化遗址15处。

    1943年

    3月，石璋如在灵宝县（今灵宝市）北关发现仰韶文化遗址1处。4月，在陕西省耀县南关发现仰韶文化遗址1处。5月至7月，石璋如在陕西发现史前遗址10多处。6月17日至19日对岐阳堡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仰韶文化堆积。

    1944年

    4月，夏鼐发掘了临洮县寺洼山遗址，研究了寺洼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关系。

    1944年至1945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夏鼐在甘肃宁定县阳佳湾齐家墓葬发掘中，第一次从地层上找到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的证据。

    夏鼐和吴良才考察了兰州一带史前遗址。何乐夫、卫聚贤等人对十里店、曹家嘴遗址进行了发掘。

    1947年

    6月，中国地质调查所裴文中、米泰恒在甘肃考古调查，发现史前遗址23处。其中8处为早年安特生发现并试掘。在武山县城关镇石岭村发现的石岭下遗址为仰韶文化晚期类型。7月，裴文中在渭河上游发现史前遗址39处。8月，在成县、西和及礼县发现史前遗址24处。其中一部分属仰韶期文化，但带有地域性特点。

    是年，裴文中在兰州附近复查文化遗址7处。

    1948年

    5至10月，由裴文中、贾兰坡、刘宪亭、王日伦、米泰恒及刘东生等组成的调查队，到甘肃、青海进行考察，在永登县发现史前遗址5处，其中2处有仰韶式和马厂式彩陶片。在武威县海藏寺发现含细石器和陶片的1处文化遗址，在永昌县发现并试掘了高庙遗址，在兰州龙首山发现1处有齐家、马厂和仰韶混合特征的陶器遗址。在湟水中下游调查复查了王家沟子、海石湾、窑街、马厂塬、韩家庄、小桥、朱家寨等遗址，多数属马厂期文化遗址。                    （未完待续）

袁复礼中文节译《中华远古之文化》 资料图

梁思永 资料图

夏鼐 资料图

李济 资料图

安特生 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