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在北平，但他的履历中“籍贯”一栏填写的总是“河南卢氏”。作为新中国一名武官，他一生心系祖国，在枪林弹雨中接受历练，完成神圣的光荣使命；工作之余，他潜心创作，让儿时的文学梦想开花结果，呕心沥血创作了十余部文学作品。如今，年过七旬的他仍心系国家的未来和家乡的发展。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迟浩田，曾在给他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武官任内，您经历的复杂情况最多，获取的成果最佳，付出的心血和代价也最高，这些都充分地体现和凝聚在您的作品里，对此，组织和群众是不会忘记的。”

  他，就是祖籍河南卢氏，一生心系国家的传奇武官曹彭龄。

  深秋的北京，寒意丝丝。听说老家有人来访，75岁的曹彭龄早早地等候在楼下。满头的白发，掩饰不住矍铄的精气神儿。见到了家乡记者，曹彭龄格外亲切，很快便打开话匣子，讲述他传奇的一生。

  颠沛流离，儿时生活艰辛

  1937年1月21日，曹彭龄出生在北平。父亲曹靖华是出自河南卢氏的著名翻译家、散文家、教育家。从小，父亲就在他的籍贯一栏中填写了“河南卢氏”，自此，卢氏便成为曹彭龄一生的牵挂。

  “将来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忘了根。”这是父亲对曹彭龄和姐姐曹苏玲的谆谆教导。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大学等高校内迁，当时在北平大学等高校教书的曹靖华也随之内迁。受此影响，还在襁褓中的曹彭龄跟随父母、姐姐冒着生命危险，一路辗转到了重庆。所以，自打记事起，曹彭龄便是重庆乡下的“川娃儿”。

  他回忆说，当时由于父亲拒绝担任国民党政府的公职，家里连买平价米的资格都没有。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父亲一直勉励他和姐姐：“现在还能供得起你们，就是将来失业生活没有着落，我去抬滑竿，也要供你们读书。但你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这样的思想从小便深深地埋在了曹彭龄的心底。

  那时，父亲回家总会从城里带一些图书，有苏联漫画、插图什么的，成了曹彭龄和姐姐的最爱。父亲还总讲起苏联红军、中国八路军抗击德国法西斯和日本鬼子的故事。从父母那里，曹彭龄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包括如何与闯进家里的国民党特务周旋。他小小年纪，便懂得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共产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曹彭龄随父母来到南京。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调兵包围各解放区，积极准备内战，加剧了“国统区”的白色恐怖。父亲工作的中苏文化协会，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重点监督、打压的目标之一。那时特务活动频频，就连曹彭龄姐弟出门，身后也会有特务跟踪，而且父亲还常常接到恐吓电话、恐吓信。尽管如此，一家人仍对未来充满信心。1948年8月，父亲接到一个身陷敌特机关却天良未泯的青年的信，告知他已被列入特务机关暗杀的黑名单，让他“迅即远走”。党组织也指示父亲尽快“相机撤离”，而此时父亲却接到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邀他去清华任教的聘书，他便只身去了北平。后来，他捎信让母亲带着曹彭龄姐弟来到了北平。

  到清华园一两周后，他们便听到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清华大学所在的昌平、海淀、青龙桥一带先期解放，全校师生无不欢天喜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红色的歌声响彻整个校园。1949年1月21日，北京和平解放。

  祖国召唤，开始武官生涯

  “高考时，我原想报考地质学院，组织上却建议我报考北京大学东语系。”曹彭龄说，这是由于当时国家计划有组织地培养一批懂“小语种”的外语干部，以便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交往。当时曹彭龄对东语没有兴趣，因为父亲和姐姐学的都是俄语，耳濡目染多了，他对俄语的兴趣要比东语大得多。“但这是祖国的召唤，我要积极响应。”曹彭龄立即放弃原来的志愿，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

  1956年9月，曹彭龄到北大报到。按照父亲的建议，他选择了阿拉伯语专业。同年10月，由于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引发英、法、以入侵，曹彭龄用刚刚学会的阿拉伯语呼喊着“支持埃及”的口号，并参加了北京天安门前的集会和游行。

  “也是从那时起，决定了我一生与中东及阿拉伯国家的不解之缘。”曹彭龄说。

  1962年9月，曹彭龄被调入解放军总参谋部，当了一名参谋。第二年11月，他被授予中尉军衔。

  1964年7月，曹彭龄被调往中国驻叙利亚使馆武官处担任翻译，开始了他传奇的武官生涯。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这是曹彭龄在出国前，周恩来总理对外交人员的批示。从那时起，曹彭龄就懂得了外交工作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鲜花、美酒、红地毯”，更何况他前往的中东，历来是国际关注的“热点”地区。当时，叙利亚外与以色列对阵，双方为争夺水源，三天两头在戈兰高地炮战不息；国内派系众多，互相倾轧，是出了名的政变多发国家。

  “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考验士兵的忠诚与胆识。”抱着这样的信念，曹彭龄在领导与同事的帮助下，通过刻苦努力，很快熟悉、适应了工作。

  1966年8月，曹彭龄回国休假时才知道，“文革”中父亲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等帽子，被纠斗、劳改，然而父亲在寄给他的信中，对这些只字未提，只叮嘱他一定要听党的话，努力做好工作。

  1967年6月6日，曹彭龄去西安出差时，从新闻广播中得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尽管当时父亲的问题仍未解决，按照“造反派”的说法，曹彭龄是“黑帮子弟”，是“狗崽子”，但考虑到他回国后，武官处没有懂阿拉伯语的干部，不论有无“资格”再去国外工作，作为一名军人，应明确向组织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曹彭龄立即写信表示：如工作需要，他随时准备返回工作岗位。令曹彭龄感动的是，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让他重返叙利亚。

  1972年夏季，父亲的问题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终于顺利解决，恢复了组织生活。曹彭龄立即报告所属党支部，于1973年12月加入了党组织。

  1976年8月，曹彭龄被任命为驻叙利亚副武官，这是那一批新任命的副武官中年龄最轻、资历最浅的一个。

  在第二次国外任职期间，曹彭龄深感要想更好地适应军事外交工作，必须补充更新知识，于是回国后他向组织提出：希望有机会脱产学习。1981年3月至12月，根据组织安排，曹彭龄到解放军参谋学院（现国防大学）高级速成系进修。10个月的集中学习，让他获得了必要的军事知识，为以后的军事外交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亲历战乱，感叹和平真好

  1983年9月，曹彭龄被任命为驻黎巴嫩使馆武官。

  当时，黎巴嫩国内基督教与穆斯林两大教派的内战已持续8年，仍无平息迹象。素有“中东小巴黎”之称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在枪声、炮声、急救车的呼啸声和炸弹的爆炸声中度过。

  1984年1月，因工作关系，曹彭龄的爱人卢章谊由新华社派往黎巴嫩分社任记者。

  “妻子到任后首要的是学会判断炮声，好决定自己是留在办公室继续工作，还是到楼梯、走廊等相对安全地点暂避。”曹彭龄说，每次炮击过后，使馆院内和窗户阳台上都可以拾回一捧弹片。

  作为武官，曹彭龄要经常保持与驻在国国防部官员的联系，由使馆前往驻在国国防部必须穿过数公里的“绿线”，而那里正是各教派狙击手经常出没和遭到炮击的无人地带。在掌握了炮击规律之后，曹彭龄总是设法赶在炮击前，飞快地穿过“绿线”。而每次过后，都从电视及报纸上知晓，炮击的地点，恰恰是10多分钟前他们驱车经过的地方……

  1984年春季，穆斯林各派武装占据中国使馆所在的贝鲁特西区之后，那里呈现无政府状态。各武装派别之间突发的火并，常常殃及使馆。作为武官，维护使馆安全责无旁贷。有一次突发冲突，曹彭龄让使馆其他人躲进地下室，他独自在各楼层巡视。几分钟后，当他再次回到那个房间时，小窗的玻璃已被击穿，顺着墙上的划痕，他在地上拾到一颗发烫的子弹头。

  有一段时间，武装分子抢车成风，外国使馆几乎没有一家不被抢的。荷兰武官有一次遭遇劫匪，他的司机不愿交出钥匙，被劫匪开枪打断双腿。所以每次开车外出，曹彭龄都必须高度警觉，做好与武装分子斗智斗勇的准备。有一次，曹彭龄和爱人去“绿线”附近核实民兵撤离情况，误入原港口区，被四个劫匪发现了，他们跳上吉普车狂叫着追赶，曹彭龄赶紧掉头沿海岸公路飞奔，因为前面有一个军队哨卡，可以保护他们。不料开到那儿才发现，军队哨卡不知何时撤走了，而劫匪的吉普车越来越近，情急之下，曹彭龄迅速拐到通往市中心的一条小街，拼命按喇叭、打指示灯。前面的车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辆辆靠边让路，当曹彭龄从后视镜中看到，劫匪的吉普车被其他车辆隔开时，才稍稍松了一口气，从闹市区安全地回到使馆。

  “聊以自慰的是，在黎巴嫩那样复杂的情况下，我驾车外出的次数和里程，并不少于专职司机，而没有一辆汽车从我手中丢失。”说到这里，曹彭龄露出自豪的笑容。

  在黎巴嫩工作的4年中，曹彭龄对无休止的炮击、爆炸、冲突、武装绑架、劫持等，早已习以为常。当他们圆满完成任务，回到祖国的那一天，最强烈的感触就是：祖国真好，和平真好！

  遭遇战争，使命高于一切

  曹彭龄在黎巴嫩工作的后两年，新华社同意将他的爱人卢章谊借调到武官处，协同曹彭龄工作。

  1989年6月，曹彭龄被任命为驻伊拉克使馆正师职武官。11月，曹彭龄和爱人一起飞抵巴格达。

  经历了8年的两伊战争，伊拉克处处疮痍，百废待兴。然而，伊拉克政权置伊人民期盼和平、休养生息的意愿于不顾，于1990年8月2日凌晨悍然出兵，侵占科威特，引发海湾危机。

  战争的乌云一天浓似一天。以美英为首的北约成员国紧急动员、部署兵力集结海湾，战争一触即发。

  那时，除紧张、繁忙的调研与外交工作外，如何保证中国在科威特、伊拉克近万名劳务人员迅速平安撤离，是使馆面临的紧迫任务。而在伊拉克工厂工作的外国劳务人员，伊拉克当局要求他们像伊拉克工人一样加班加点，并准备一旦打起仗来，一方面让他们顶劳动力，一方面把他们当作“和平墙”，企图借助这些“人质”所属的国家政府及舆论压力，让美国不敢对伊拉克放手打。因而，撤离难度可想而知。

  当时，约旦是外交与劳务人员撤离的唯一通道，边境上常常拥塞着大量的撤离人员。曹彭龄和使馆人员利用与伊拉克军方及与土耳其驻伊武官的关系，使部分在伊拉克北部工作的劳务人员就近取道土耳其回国。通过使馆各部门协同，想方设法，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战前将全部劳务人员安全撤回。

  按照过去的惯例，遇到战乱或战争，使馆与武官处可以减员，但武官必须像钉子一样钉在岗位上。曹彭龄在战前代表使馆党委作动员时也是这样表态的，而且作为武官，曹彭龄也迫切希望战时留驻伊拉克，实地观察这场举世瞩目的高科技、高智能的现代化战争。

  1991年1月13日，战争爆发前4天，当曹彭龄奉命与使馆最后一批同志撤离巴格达时，他心中怀着深深的遗憾。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当天，他们从约旦绕道柏林回到北京。

  回国后，按照要求，曹彭龄一天24小时待命，时刻关注战局的发展变化。2月25日，当曹彭龄得到停火的消息，便立即要求重返巴格达。战后的巴格达没有电、没有水、没有汽油、没有燃料，使馆原来储存的汽油与煤气都被洗劫一空，只在地下室的角落里找到四只还剩半罐的煤气罐，他们靠剩下的煤气和一只小电炉，每天做两顿饭。当时，他们严格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大使、武官到报务员、司机一律平等，每天轮流值班。

  “我这个根本上不了台面的‘厨师’，轮到值班的日子，也得围起围裙，舞动锅铲。”曹彭龄笑着说，好在大家团结一致，不论厨艺高低，照样吃得很香。平时，除紧张、繁忙的外交及调研工作外，维修使馆、清运垃圾、搬运油料也都一视同仁，大家一齐上。海湾战争期间，由于中国使馆及新华社记者一律撤离，国内了解情况只能依靠西方媒体的二手资料。因而，使馆人员一回到巴格达，便急于了解战时美英先进武器效应，越是毁坏厉害的现场越是要去。然而，寻找汽油成了初到巴格达的首要任务。后来，他们通过朋友和军方的帮助终于搞到了汽油，使战时在国内未能弄清的问题，通过现场观察和了解，渐渐找到了答案。

  完成使命，回国身患重病

  1993年6月，曹彭龄被任命为驻埃及使馆副军职武官。8月，他和爱人一起到开罗赴任。在此期间，因工作突出被晋升为少将。

  曹彭龄告诉记者，他和妻子学的都是阿拉伯语，早在初学时，他们就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到埃及这个文明古国工作生活，当埋在心底几十年的心愿变成了现实，心中的喜悦自不待言。但是曹彭龄也深知，驻埃及使馆与武官处属“大馆”“大处”，因为埃及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的重要作用，他们所肩付的使命绝不轻松。

  “从年龄看，这将是我军事外交生涯的最后一站。我决心努力工作，在结束任期时，能画一个圆满的句号。”曹彭龄说，聊以自慰的是，在中埃两国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的同时，两国军事外交与军事合作关系也不断发展。直到1997年8月，曹彭龄任满回国。

  作为一名军人，几十年一直在国外工作，对国内基层部队了解不多，他认为应趁腿脚尚健，去新疆、西藏、西沙、南沙等地，用笔写一写中国驻边防海防基层的干部战士。当他准备奔赴新疆的时候，一场始料未及的噩耗毁灭了他的计划，那便是癌症！

  在出发前的体检中，曹彭龄被确诊患上了癌症。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钢铁般坚强的战士曹彭龄顿感意外。“我不甘心，这才刚刚退了下来，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呢，我不能就这样倒下。”于是他决心配合医生，积极治疗，战胜癌症。尽管发现癌症时已是中期，但手术做得很成功，他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坚强的意志最终战胜了病魔。

  撰文出书，文坛初展才华

  作为一名外交人员，曹彭龄兢兢业业作出了骄人的成绩。然而，他从小在心底埋下的文学梦想并没有因为忙碌而搁下。“我觉得写作和工作是并行不悖的，关键是要很好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曹彭龄说，“正如父亲要求的‘要在质与量上超额完成任务，行有余力再及于所好——写作。’”

  受到父亲的影响，曹彭龄自幼就喜爱文学。

  “从小学到中学，我的每一篇作文几乎都被作为范文，受到老师表扬。”曹彭龄回忆说，他的文学爱好完全得益于父亲的教导。小时候，父亲总教他把一个个单独的字串联成词。每次看到美丽的景色，父亲都会特意说出几个词，让他连串成句。时间久了，课堂上的造句对他来说就是“小儿科”。

  1947年，10岁的曹彭龄写了一篇名为《夜游玄武湖》的习作，发表在《中央日报·儿童周刊》上，那算是他的处女作了。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曹彭龄参加文学社团“红楼文学社”，并开始在校内外报刊发表诗文。1974年，在南京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工作期间，曹彭龄与铁道兵叶晓山合作出版诗集《战歌嘹亮》。1983年7月，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改革开放后，报刊上充斥着看不懂的诗歌，且越来越西方化，曹彭龄不愿跟风，也不愿走原来的老路子，遂听从父亲的建议，将笔锋由诗歌转向散文。由于曹彭龄工作的中东地区战事不断，父亲很早就建议他在心有余力的时候，收集一些当地的民情写一本书，让大家多一些了解。曹彭龄也认为有责任、有义务将自己在国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出来，介绍给国内读者。于是，他和爱人在工作之余，陆续创作出版了《西亚风情》《异域走马》《黎巴嫩散记》《重返巴格达》《不尽天涯路》《受命打开“地狱之门”的人》《埃及漫步》等散文集。

  谈到写作的体会，曹彭龄认为，要有“东西”才能写好。但怎么才能有“东西”，那就必须深入生活，了解方方面面。近几年，曹彭龄与爱人卢章谊一起出版了散文集《走进迦南地》《岁月流痕》及传记《伏牛山的儿子——曹靖华传》等。

  在曹彭龄名为“不由天”的书房里，摆满了各类书籍，包括很多珍贵的资料。一封封父亲写给他的信件，一本本上世纪80年代写成的日记显得弥足珍贵。“信件里有父亲的指导，日记是曾经的记录，写文章离不开这些积累。”

  曹彭龄特意拿出一封父亲的家信给记者看，只见泛黄的纸张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连角落也没有放过。信的背面是1979年4月21日。

  “父亲一向节俭。”曹彭龄补充说。

  教泽碑文，割舍不断故乡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家乡卢氏的故事，讲鲁迅给爷爷写‘教泽碑’的故事。”说起故乡，曹彭龄侃侃而谈。

  1981年6月，父亲到西安开一个有关外国文学的会议，当返回路过卢氏的时候，父亲说他想回家看看。当时家人既想满足老人的心愿，又担心他年龄大，经不起劳顿。当时，曹彭龄正在38军代职，不方便请假，只好由姐姐陪着父亲，在洛阳地委和朋友的帮助下，父亲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家乡。

  “这也是父亲最后一次回老家卢氏。”曹彭龄说，从卢氏回到北京后，父亲拿出一叠照片，指着家乡的老屋、院落还有磨盘，耐心地给曹彭龄讲述着老家的故事。当然，讲得最为详细的还是“教泽碑”的故事。

  爷爷曹植甫是一位有着60多年教龄的山村教师，年轻时中过秀才。在旧中国，他不求仕途显达，却矢志于山村教育，用自己的知识培养出一批对国家有益的青年。他学识渊博，为人宽厚，深受学生爱戴。1934年，在爷爷65岁生日之际，他的众多学生为了表达敬意，决定给老先生立一块“教泽碑”。而写碑文的任务，学生们公推曹老先生的长子曹靖华来完成。曹靖华不好下笔，把写碑文的事，写信转托给鲁迅先生。当时的鲁迅正生着病，但看到曹植甫的感人事迹后，欣然应允，回信说：“这个碑文一定写，但正在病中，容缓缓。”仅仅过了半个月，鲁迅便写成了《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从鲁迅文集上看，这应该是鲁迅写的唯一的一座碑文。”曹彭龄说，后来毛主席在重庆接见巴金、父亲曹靖华的时候，询问父亲知不知道曹植甫。父亲很好奇，毛主席怎么知道这事，毛主席答曰：知道“教泽碑文”的故事。

  碑文寄到卢氏后，爷爷坚决不让立碑，并说出这样一番话：“鲁迅是大家，我只是一个乡村教师而已，只求不误人子弟，受不起这样的礼遇。但鲁迅的碑文我留下，把它作为对我的一种勉励。”不过，当时题写碑文的青石已经运到村口，爷爷说把青石作为一个井台石吧，他每次来取水的时候，就能想到鲁迅的鼓舞。

  曹彭龄说，现在五里川的那座碑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由当地政府立的。

  伉俪情深，夫妇同抗病魔

  “对不起，得打断你们一下，他必须吃药了。”不知不觉四个多小时的采访时间过去了，这时曹彭龄的老伴儿卢章谊一手端着水，一手拿着一瓢药，让他服下。曹彭龄笑道：“聊开了，忘记吃药了。”

  服了药，曹彭龄接着说：“现在离不了药啦，必须按时吃。老伴儿也是，须一直吃药。”

  说起老伴儿，曹彭龄的眼眶湿润了。

  当年，为了支持曹彭龄的工作，新华社同意将身为新华社记者的妻子借调到他所在的武官处工作，而他们的工作地点正是中东最乱的地区。这样，她往往都是“跟着爱人上战场”。尽管任务繁重，条件艰苦，但妻子始终无怨无悔地以记者的敏感、细致和热心，协助曹彭龄做了大量的工作，辅助他圆满完成了任务。

  “当年，她义无反顾地跟着我，哪里困难去哪里，从不喊苦喊累；而今，由于免疫系统破坏，她不幸罹患‘肺部间质性纤维化’，CT拍出的片子上，肺下部就像玻璃被石子砸过，布满蛛网一样的裂纹，也从不抱怨。我心里愧疚得很，真希望这些事都发生在我身上，别让她遭受这无妄之灾。”曹彭龄说，现在他能做的，就是天天陪着老伴儿去医院做治疗，一起与病魔做斗争。

  “他是个老实人，一辈子踏踏实实，心思完全放在了国家上。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勤勤恳恳地做事。”这是老伴儿卢章谊对曹彭龄的评价，或许这样的评价才是最有价值的。

  采访结束时，曹彭龄叮嘱说：“几年前我曾回老家卢氏，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相对还是比较落后。父亲一直教导我们：必须要有立足社会的本领，要有真才实学，不做空头文章。所以，想借这个机会，把父亲的这句话也送给家乡的青年，一定要踏踏实实做学问，用真才实学为家乡的发展作贡献。”

　　曹彭龄接受本报记者采访